信守諾言是非預見性海洋中的一座確定性的小島。“許諾本能的作用在于控制人類事務的這一雙重負面后果，這樣，它便成了唯一能夠替代一種以自我控制為基礎并能統(tǒng)治他人的控制能力的力量;它與自由(這是在喪失獨立自主的狀況下得到的)的存在高度一致。”倘若不通過對某一個不確定的未來許下的諾言來約束我們并且使我們?yōu)橹龊脺蕚?，我們便無法堅持我們的身份;我們會受到譴責，軟弱地聽任混亂和矛盾的折磨，彷徨游蕩在孤獨心靈的黑暗之中。只有抓住曾經(jīng)作出的并且現(xiàn)在應該信守的諾言，辨認出我們的身份，才有可能將我們從心靈的黑暗中拯救出來。“這一黑暗只有當陽光通過他人(它們證實諾言應允者和履行者的一致性)的出現(xiàn)而照亮公共領域時才會消失。”

　　二、公共領域：公民積極參與的空間

　　阿倫特的公民文化觀是和她的“公共領域”觀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公共領域的本質是政治公共領域，形成公共領域的必要條件是公民的積極主動參與。在公共領域，“只有那些被認為是相關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聽的東西才是能夠忍受的”，與此無關的東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領域。走出私人領域，投入公共領域，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直接與他人交往，才算是“得體的生活”(goodlife)，才能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有質量的生活。“一個人如果僅僅去過一種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隸一樣不被允許進入公共領域，如果像野蠻人一樣不去建立這樣一個領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領域能夠判斷他的行動，記住他的業(yè)績，也只有公共領域能夠保證他的永生。阿倫特強調，政治的真正體現(xiàn)是公民們在公共領域內協(xié)商、共議群體公共事務，公共領域的價值不在于達成實用性的協(xié)定，而在于它能實現(xiàn)每個參與者公民的主體性，鍛煉他的判斷辨識能力，并在與他人的關系和共同行為中成為群體有效成員。

　　阿倫特用經(jīng)典的公民共和模式來審視現(xiàn)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礎，同時強調個人展現(xiàn)和人人參與，這使得阿倫特的公共領域概念包含了雙重傾向。第一重傾向是將公共領域設想為一個戲劇表演場所，第二重傾向則是將公共領域設想為一個公共話語場所。前者將個人的參與視為展現(xiàn)個人特殊素質和見解的英雄式行為，后者則把個人的參與當做一種人類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把從事政治活動的公民比做演員，各自展現(xiàn)自己不同于別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僅僅是表演者、行動者，同時也是旁觀者和判斷者。他在自由言行、獨立判斷的同時也在受到別人的判斷。因此，公共領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開性和公正性。這意味著在此空間中出現(xiàn)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人所見、所聞，那些與我們同見同聞的人的存在，使我們確信世界以及我們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開的公共領域中，人的經(jīng)驗才可以分享，人的行為才可能經(jīng)受公眾評價，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領域之必需，是與人們觀察世界的多角度、多側面性這種復數(shù)性的特性密切相關的，因為屬人的事務總是復雜的。“被他人所見所聞，其意義只來自這一事實：每個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聽的。……只有當眾人在事物不改變其同一性的情況下，從各個不同方面對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圍的人知道他們在紛呈的復數(shù)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時，世俗現(xiàn)實才能真實可靠地顯示出來。”與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數(shù)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種觀點而不能公開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時，公共世界就不復存在了。如此看來，公共領域的存在是關乎人類生存形態(tài)的復數(shù)性的必備條件，公共領域中的價值必然是多元而沖突的，我們如何面對這些沖突呢?阿倫特認為應該采用協(xié)商說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現(xiàn)象，暴力沒有資格進入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強調，極權主義的興起在于公共領域的衰落，在于大眾文化的興起與公民文化的消失。無論是誰，如果他不完全屬于并捍衛(wèi)一個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當人們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們自己的****時，便再也沒有任何權力來保護它們，也沒有任何制度愿意使這些權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納粹剝奪了公民權和政治權的人們，并不能以“自然權利”或“人生而平等”來保護自己。他們被排除在政治群體之外，毫無權利可言。只有在承認公民平等的公共領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權利問題。

　　阿倫特的公民文化理論本身是以對抗極權全能政治的需要為出發(fā)點的。她強調的是“一種獨特的政治本體論。政治不是生存的結果，而是生存的條件。她的著眼點是‘政治文化’，或則說是作為文化的政治”。所以說，阿倫特的政治觀始終洋溢著一種公民政治文化的氣息，時刻提醒人們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應該秉承公共精神，關心公共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種“理性一積極參與”模式的公民文化觀對于慣于把政治與統(tǒng)治、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觀來說，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