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fā)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tǒng)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xiàn)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xù)的、系統(tǒng)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xié)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tǒng)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xiàn)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chuàng)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fā)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xiàn)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lián)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tài)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xiàn)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xiàn)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chuàng)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fā)展迅速，出現(xiàn)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yōu)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xiàn)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xiàn)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y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從整體上看，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特點是：其一，美國技術哲學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說是突飛猛進的發(fā)展。近30年中，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發(fā)展，與相關的科學哲學和技術社會學研究的發(fā)展相比，毫不遜色。l2J這一點主要表現(xiàn)為高水平文獻的增長，而研究隊伍并沒有擴大。SPT的規(guī)模始終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員不足300人。其二，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內部有杜威主義者、埃呂爾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海德格爾主義者。其三，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學領域中，技術哲學仍處于邊緣。由于許多SPT成員對技術持批判態(tài)度，SPT前會長皮特(J.Pit)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tài)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對待技術的所有方面，皮特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特別是SPT的研究，存在著“智力誠信危機”的問題。

　　我國技術哲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初，經過20多年的發(fā)展，目前在學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委員會，已有幾個以技術哲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和碩士點。從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陳昌曙先生出版《技術哲學引論》，這是我國第一部標有“技術哲學”書名的學術著作。從總的看，我國技術哲學研究還少有人系統(tǒng)地進行，在哲學大家族中也處于邊緣地位。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研究雖然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tǒng)努力，但仍處于無統(tǒng)一范式、無哲學地位的困境中。與此同時，人類社會更急劇地步入技術社會，而技術，特別是當代高技術，更尖銳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學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認識和進行技術哲學研究，便成為當代技術哲學家們思考的主題，從而產生了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的性質。技術哲學是否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研究者們曾進行過爭論。拉普認為，技術哲學既不是工程科學的元理論;也不是社會學或歷史學等獨立學科的一部分;更不能歸結為某一個哲學分支。它與認識論、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哲學和形而上學有密切的聯(lián)系，但并不從屬于它們。鑒于技術的認識論、倫理學、文化、社會和形而上學問題之間的聯(lián)系如此密切，拉普認為有必要發(fā)展一個新的哲學分支——技術哲學統(tǒng)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得到了學界的認同：技術哲學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米切姆指出，技術哲學就是關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學反思。陳昌曙認為，技術哲學大致上可視為自然改造論，主要是對改變自然的窮根究底的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內容。通常認為，技術哲學要研究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社會批判論等等問題。而其中哪一類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國，張華夏和張志林等先生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把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說只有從認識論問題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應該強調，在討論技術認識論和技術價值論研究孰重孰輕時，不要忽視了兩者的密切關系，特別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兩者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技術哲學所不可或缺的?；蛟S，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術哲學應研究的特定問題更有實際意義。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方法。由于沒有特定的強大的歷史傳統(tǒng)，技術哲學研究缺少公認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手段。從實際來看，米切姆辨別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傳統(tǒng)，一種是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自己創(chuàng)立的工程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技術的內在結構;另一種是人文學者創(chuàng)立的人文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和闡釋技術的意義，對技術發(fā)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后果進行反思。工程技術哲學傾向于分析的和贊成技術的，而人文技術哲學則更傾向于解釋的和批判技術的。從理論上說，技術現(xiàn)象是一種復雜的現(xiàn)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而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綜合性研究。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xiàn)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在技術哲學研究中，處理好理論思辨和經驗研究的關系極為重要，“唯理論”或“經驗論”的方法都不可取。針對“唯理論”，拉普指出：“不能無視具體的經驗證據，只根據對技術的邏輯的、不變的本質的思考，演繹出技術的現(xiàn)實特點。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學分析和思考必須以有條件的事實為依據。從這一點出發(fā)，才能進行概括。”而針對“經驗論”，拉普則指出：“技術哲學解釋必須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學傳統(tǒng)之中。形象地說，哲學傳統(tǒng)是任何哲學解釋得以生長的土壤，不利用這個基礎，為技術哲學研究重新發(fā)明‘輪子’是愚蠢的。”應該說，拉普的這個意見是非常中肯的。

　　關于技術哲學的研究方法，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lián)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tǒng)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xiàn)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從技術的文化環(huán)境看，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果說過去人們蜷縮在防空洞中，那么現(xiàn)在人們暢游在網絡中。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huán)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xù)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fā)展，米切姆認為，現(xiàn)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杜爾賓說，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xiàn)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們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韻行列中來。從根本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fā)展，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講，技術哲學研究“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xiàn)實價值)就沒有前途。”

　　三、技術哲學研究之關鍵：技術創(chuàng)新研究與技術啟蒙

　　基于上述的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意識”的考察，本文以為，技術哲學研究在走向繁榮之途中至少有兩項的關鍵任務：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其一，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chuàng)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軸心，才能向社會“敞開”，與社會現(xiàn)實相切近。在古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隱含著的，這可以從史前各種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xiàn)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chuàng)新是現(xiàn)代企業(yè)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fā)展、生產率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梢哉f，技術創(chuàng)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zhàn)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yè)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所以，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lián)系，從而促進技術哲學的發(fā)展和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

　　其二，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chuàng)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與技術現(xiàn)實相切近。通常認為，技術歸根到底是一種實踐活動，而技術創(chuàng)新又是一種最基本的技術實踐活動，因而，技術哲學研究若要反思技術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chuàng)造性的技術一社會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這個技術產生的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chuàng)新。所以，技術哲學也只有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如何產生、產生什么。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fā)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zhí)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如德紹爾等以技術發(fā)明為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如埃呂爾等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tài)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chuàng)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因此，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xiàn)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

　　技術創(chuàng)新哲學研究至少要包括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內容。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論，是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活動的本質、特性、類型、結構和形態(tài)。技術創(chuàng)新本體論，是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的“本原”或“本體”，是尋求技術創(chuàng)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術創(chuàng)新認識論，是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認識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規(guī)律。技術創(chuàng)新價值論，是研究技術創(chuàng)新的價值標準、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等問題。顯然，這幾方面的研究內容是相互依賴、融會貫通的，比較而言，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論是其它研究的基礎，由它們共同組成的技術創(chuàng)新哲學研究，實質上可以被視為廣義的技術創(chuàng)新實踐論。

　　正是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人類創(chuàng)造了屬人的技術世界。今天“技術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可見”。首先，與其說我們棲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寧說我們已經棲息于技術世界之中，并且我們仍然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地陷于其中。“技術是現(xiàn)代人類的棲息地”。其次，對于這個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第二自然”，人類似乎是熟知的，而實質并非真知。今天的技術越來越“厚重”、越來越“深沉”，普通民眾與之接觸的只是其外圍“終端”或“顯示屏”，普通民眾對它只知道通過簡單操作而獲得某種功能，只知道其“名稱”，比如“這是一臺電腦”、“這是一部電話”、“這是一輛轎車”、“這是一張銀行卡”等等，而對技術原理和技術體系知之甚少。專家們似乎是知道技術原理的，但鑒于現(xiàn)代技術越來越復雜，現(xiàn)代技術的開發(fā)者、制造者、使用者和消費者已經分離開來，而且開發(fā)者、制造者和使用者各自又是內部勞動分工精細的龐大的共同體，因此每位專家真正知道的是其局域的知識，而對技術體系整體同樣知之甚少。事實是，人類不僅對技術知之甚少，而且思之更少。從總體上思考技術的形而上問題，普通民眾和技術專家鮮有人為之，哲學家也是如此。法國當今著名哲學家斯蒂格勒(B.Stiegler)說：“哲學自古至今把技術遺棄在思維對象之外。技術即是無思”。再次，技術.自隱匿似乎已扎根于人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胡塞爾說：“人們一點不懂機器運轉的內在可能性和必然性，卻能學會正確地操作。”可以說，這句話正是當今人類技術世界的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人類社會疏忽了對技術知識的普及和理解。也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技術在構造的過程中已經先行的黑箱化。這種技術的黑箱化，表面上是使消費者“減負”，但實質上卻是加重了技術的隱匿。最后，人與技術愈來愈緊密聯(lián)系，它們相互成就。人類不能忽視技術，更不能不思技術?，F(xiàn)代技術已經開始復制生命，夢想直接操縱原子而生產，鑒于它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難以逆轉的社會影響，現(xiàn)代技術的社會建構，不僅需要高級技能(knowhow)和認識性知識(knowwhat)，更需要系統(tǒng)的形而上的知識(knowwhy);不僅需要技術專家、技術共同體的智慧，更需要民眾、整個社會共同體的智慧。正如星野芳朗所說：“現(xiàn)代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已經到了在各條戰(zhàn)線上必須由市民參加的階段。”由此可見，一方面，現(xiàn)代技術愈是發(fā)展，愈需要民眾的參與;另一方面，現(xiàn)代技術愈是發(fā)展，愈是在加速隱匿。這是當代技術世界的一個內在矛盾。

　　現(xiàn)今人類的境況是：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和發(fā)展，人類逐漸從對大自然的無知中解放出來，人類是通過科學而解放;與此同時，隨著技術的興起和發(fā)展，人類又重新陷入了一個無知的技術世界，人類是通過技術而蒙蔽。于是，技術啟蒙就成為了技術哲學研究的時代任務。技術啟蒙關鍵是要對社會的關于技術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進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與技術的自由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