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缺少誠信，這表明我們社會在基本道德上出了問題。重物質輕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難題，中國也不例外。但具體到當代中國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輕中華重西方、輕傳統(tǒng)重現(xiàn)代這些所謂的成因，政治價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為重要。相比回歸傳統(tǒng)道統(tǒng)，更為重要更為基本的是要樹立起多元的政治價值，并加強制度建設。在此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應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價值和永恒價值的守護神。

一、重物質輕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難題

中國現(xiàn)在有突顯物質輕精神的現(xiàn)象，而且還非常厲害。但是對于這種現(xiàn)象，我覺得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是很重要的，也許不同的人對這個現(xiàn)象有不同的解說。其實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在抱怨這一點。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談這一點的時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國，我覺得至少有這么一個特殊性，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來說，其實是重精神輕物質的。記得在1975年“”期間，鄧小平重新執(zhí)政時，想推動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就對這種所謂的重精神輕物質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批判。這就是那時十分著名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其中明顯地批判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阻礙經濟發(fā)展、物質建設的東西，即：重其義而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鄧小平其實真正針對的是“”時的極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張春橋的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謂“社會主義的草”，指的就是類似“道統(tǒng)”的“好東西”；所謂“資本主義的苗”，指的就是類似物質的東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統(tǒng)，就不是一個好東西。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體成就，恰恰證明小平同志所見所論更符合國情更契合國民之需。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我們今天遭遇到了物質發(fā)展與精神生活不協(xié)調的時候，千萬別再通過回歸所謂的傳統(tǒng)道統(tǒng)來求解了。

當然，能否避免回歸，絕非易事。因為，中國曾經經歷過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把物質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時候。“”時期就最突出最嚴重：當時很多盛行的東西實際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講的“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在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極為流行。在這樣的精神濫殤中，中國經濟在“”后期到了“快要崩潰的邊緣”。鄧小平1975年復出，是中國重拾現(xiàn)代化，從極左的、虛偽的精神原子彈中掙脫出來，即“撥亂反正”。正是從小平復出開始，發(fā)展物質利益、謀求個人利益開始在中國變得漸漸正常起來。

如果歷史是個鐘擺，1960年代到 1970年代的中國，這個鐘擺全然擺向精神這一邊，但自1980 年代尤其是1990 年代中葉以后，鐘擺強烈、迅速地反向擺往物質這一邊，甚至也出現(xiàn)了惟利是圖、惟錢萬能的荒謬現(xiàn)象。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這種忽左忽右大幅度擺動的現(xiàn)象，極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為什么？中國這種現(xiàn)象與中國特殊的背景相關：中國實際上是從一個不正常的、極端精神完全沒有物質的那邊開始擺的，因此當它從離開精神這一端往物質擺的時候，實際上是對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質的一個反動，因此不僅不是所謂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進步。

當然，盡管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國人越來越所謂的物質化、個人化，但是，改革開放之前那種只重精神或只重集體的東西，也并沒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遠不是那么簡單地一清兩楚的，而是很復雜地糾纏在一起的。正是出于這種認識，因此當我意識到今天物質化太強、精神性太弱這種失衡已經嚴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時，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難的。除了一些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特殊性外，現(xiàn)在又有了另外一個共同性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或者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過分追求物質幾乎是人類的一個通病，而且是一個非常難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這種____文明國家如此，東方儒教的中國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厲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精神的民族，他們曾經對物質蔑視到了極點，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經濟增長，追求現(xiàn)代化，宗教也難以擋住物質化傾向。

正是考慮到重物質輕精神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人類發(fā)展中遇到的普遍現(xiàn)象，因此，中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能否尋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樂觀。

二、中國現(xiàn)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制度建設

現(xiàn)在，大家對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對來說非常淡薄，對物質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厲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認為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一個文化跟精神的問題，但我自己完全不這么看，而且我比較堅定地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要重建政治價值的問題。為什么會這樣呢？實際上中國跟世界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現(xiàn)在我們中國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種文化建立起來以后，我們的局面才會很好。實際上這個問題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國的道統(tǒng)。問題在哪兒呢？我覺得我們缺失的，不是我們中國獨特的一種道統(tǒng)或者是文化的東西，而是一種最基本的、全人類都應該有的東西。當然，未見得需要有信仰，未見得我們必須要有一種宗教的信仰中國才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無神論國家，信仰這種維度中國不見得非要有。

實際上這個問題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問題，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現(xiàn)在中國最缺的東西，大家都感到比較嚴重的是誠信問題，其實，這并不是哪一種文化才有的，講信用不是因為我信了____我才講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講信用，或者因為信了伊斯蘭教才講信用，而是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為人所必須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那種認為中國最根本的問題要從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張，我并不認同，因為問題不在這里。但是，就中國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政治價值上存在著一元化的明顯缺失。如果我們承認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話，我們就不應該有重建某一種特定類型的精神文化的考慮。

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羅爾斯就談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幾乎任何一個大國，不要說是美國這種移民國家，像中國這種國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風俗、習慣、文化、宗教。在這種情況下，所以我覺得我們非要不可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種文化或者要回歸到一個中國傳統(tǒng)的、以孔孟為主體的道統(tǒng)上來，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我覺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慮。如果你朝那方面考慮，羅爾斯的論點就能說明問題。

其實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問題上，我還是同意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的見解。中國現(xiàn)在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制度建設，而不是類似于林彪炮制的“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這恰恰是我們應該否定的。我談到在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人的追求的“鐘擺”為什么擺到了另外一邊呢？那時候剛好我們講究的是要有一個 “道”，追求的是一個“道義”或者“道統(tǒng)”?，F(xiàn)在我們否定這一套了，現(xiàn)在很多事實表面上看起來是道德淪喪的問題，實際上是制度安排的問題。

因為很明顯，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沒有制度約束的話，任何人都會做壞事。你看，現(xiàn)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們在懺悔的時候，在談到精神和道德問題的時候，他們談得何其之好，那他們?yōu)槭裁从忠改欠N道德淪喪的錯誤呢？因此，這根本不是一個精神文化建設的問題，這完全是一個制度建設的問題，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為什么說要重建政治價值呢？與重建政治價值相聯(lián)系的，主要還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政治安排的問題。實際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國要好，但你不能說中國人道德上比美國人差、比英國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實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的話，他肯定就會搞貪污腐化或者更為糟糕的東西。

實際上，我們的制度在很多時候是不鼓勵誠信的，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大學原本應該是培養(yǎng)人的世界觀跟人生觀、最講究誠信的一個地方，但是，現(xiàn)在所有的大學為了迎接國家教育部搞的一個所謂的評議，全校幾萬人，從食堂到寢室，包括校園的綠化，從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來評審，你學校要達標，這些指標有些是要評審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學生的作業(yè)，可那時候還沒有那種指標，怎么辦？現(xiàn)在的大學老師為了迎接這樣的一個評比，他們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準備一年多的時間。造成這種情況非常明顯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這跟他們學的是孔子、孟子，還是____沒有任何關系。

由此看來，現(xiàn)在中國的道德問題主要還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們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貪官污吏他內心裝的是一個魔鬼，就是因為懼怕受懲罰，他也會做出選擇。中國的問題關鍵是制度，《鄧小平文選》里面說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所以，我們應該在政治價值方面多考慮，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當然我們也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變?yōu)橹贫葲Q定論，好像我們談制度就不談道德了，那畢竟還是有關系的，因為你治本也還是要治標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要分清原因跟結果、分清現(xiàn)象跟本質。對道德跟文化的要求還是應該有的，而且一個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類共有的東西，這跟中國的道統(tǒng)是毫無關系的。

三、社會共識需要用制度來保障

在重建政治價值時，中國應該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在這里，首先我們要把社會共識跟文化道德區(qū)分開來，如果不區(qū)分的話，你把社會共識就當成道德文化，這就很難談了。社會共識有時候是很具體的，如果說中國現(xiàn)在有13億人口應該有一個社會共識的話，而這種社會共識又只有一條社會原則，我認為這是不行的。實際上社會共識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

一個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個惟一的東西，我覺得除了憲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別的東西。任何一個帶有特定民族的、傳統(tǒng)的、宗教的、信仰的東西都不可能成為社會共識，一旦把這個作為社會共識，就要導致國家的分裂。憲法所有的價值我認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個人權力、肯定個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對人治，肯定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講，假定我們要講社會共識的話，惟一的社會共識就是憲法，這一點在學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腳的。當代有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德國的哈貝馬斯，他到中國來過兩次。當時他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憲政愛國主義。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除了這種大的共識以外，我們要呼喚社會共識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呼喚改革開放應該是一個公正的改革開放，得到的好處跟承擔和付出的代價都應該是一樣的。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對于改革開放是有一個共識的；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于貧富懸殊，由于很多貪官污吏利用改革來搞腐敗，關于改革已經沒有共識了。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識分子，也有廣大的人民群眾，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了：比如，改革開放是不是應該為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服務呢？不應該。一些大的國有企業(yè)，石油、化工、通信這些壟斷行業(yè)出臺的一些東西，都是打著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旗號，來為他們服務，房地產商說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這些東西大家都是反對的。所以從這個方面而言，大家對于改革開放已經沒有共識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 年叫“改革開放反思年”，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任務就是中國人對于改革開放應該重新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改革開放的代價應該由大家來承擔，改革開放不應該導致一部分人大發(fā)橫財，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擔義務。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共識的層次顯然比憲法要低，但是我們經常用的卻是這種共識。有人認為中國進一步發(fā)展需要社會共識，我認為這里要補充一點的就是依靠憲法，要憲政民主、要按照法制辦事，任何事情都必須按照憲法辦事，這是惟一能夠凝聚我們的共識的。

當然還有一個更低層面的共識，就是比如說中國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在現(xiàn)代化和環(huán)保之間，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共識，就是不應該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F(xiàn)在許多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就沒有做到，之所以沒有做到，是因為他們的升遷是跟GDP掛鉤的，是制度迫使他們這么做的。當我們需要實現(xiàn)這個發(fā)展與環(huán)保的共識的時候，我們一定不是給官員灌輸一些理念，其實這些理念他們都是知道的，環(huán)保理念問題跟制度安排問題相比較，我認為環(huán)保理念是較為次要的。如果環(huán)保問題沒有解決，那么在考核政績的時候、在他升遷的問題上就可以一票否決，這種社會共識實際上是需要用制度來保障的。

四、知識精英應是普世價值和永恒價值的守護神

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拯救和弘揚中，我們的官員、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發(fā)揚孔夫子講的“天下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我認為，這兩個精神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中的精華。在中國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身上，有一種比較優(yōu)秀的品質，就是強調獨立性，還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對現(xiàn)實中一些不好的東西，不論是在環(huán)境方面，還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應該有一種批判精神。

而現(xiàn)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想在體制內得到東西了。這點說深沉了，就是以前毛澤東時代有點不尊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識分子當成牛鬼蛇神，他們處于社會的最底層，被戲稱為“臭老九”。其實，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聰明一點兒的統(tǒng)治階級，都是把知識分子當成工具來收買的。改革開放以前沒做到這一點，現(xiàn)在搞經濟建設了，尤其在中國的大學辦學條件好了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在體制內拿到更多的東西：住房、工資乃至休閑等都可以通過做各種項目來取得。再加上中國是一個行政主導型的國家，大學行政化，學術機構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已經轉變?yōu)樵隗w制內為自己謀得地位和利益，這實際上就是跟著權力的指揮棒在轉，他們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來替體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體制作辯護和注解。所以，一談到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做什么？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作為一種普世價值和永恒價值的守護神。為此，首先他要有獨立性，還應該有一種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獻身服務。也就是說，作為知識分子關鍵就要守住這兩點，其他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吧，甚至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具體來說，不管當官的怎么說，之所以我要支持當官的，不是說他是當官的我就要支持他，而只有當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會共同的價值相一致時，我才這么做。正是基于這樣的立場，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中一些比較好的東西，比如現(xiàn)代化和環(huán)保主義理念，應該大力去弘揚。

結語

綜合而言，在當今時代要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知識精英應該具有批判精神，從而有選擇性地繼承和弘揚，由此來彌補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現(xiàn)在，中國的首要問題就是重建政治價值。在這個問題上，治標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卻是治本，治標跟治本應該同時并進，而且我們更應該清楚，治本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