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本科政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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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本科政治論文篇1

　　反腐倡廉文化與微電影融合傳播探析

　　微電影作為數字媒體時代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不僅影響著我們的審美情趣，而且對于當今精神文明的建設有著重要作用。微電影的定義在目前還沒有定論，有研究者將其界定為:“時長少于60分鐘，用數碼設備攝制，主要(首先)是在各種新媒體網絡平臺及移動設備上播放，具有電影屬性的視頻短片。”[1]近些年來，國家提倡的反腐倡廉理念不斷加深，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為廉政文化的宣傳提供了良好平臺。為了更好地推進宣傳工作，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fā)展的現代傳播體系，廉政題材微電影與中國共產黨堅持的反腐倡廉的執(zhí)政理念結合，促進了我國反腐倡廉文化的構建。

　　一、廉政微電影的定義

　　微電影是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而移動互聯網又為微電影這種影像作品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載體。微電影作為具備“電影屬性”的影像短片，其劇本的選擇可以包含各種各樣的題材。微電影的題材多樣，創(chuàng)作目的各有差異。微電影有著不同的分類方式，按照創(chuàng)作目的可分為(純)藝術微電影、廣告微電影和宣教微電影[2]。廉政題材的微電影大多是政府機關、事業(yè)單位通過這種形式宣傳廉政文化，以期達到較好的宣傳效果。廉政微電影作為微電影的一個題材類型，是將含有廉政文化理念的劇本，通過電影的敘事方式進行表達的影像作品，旨在通過新興的媒介平臺，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反腐倡廉文化理念。

　　我國廉政微電影的出現時間還比較短，但憑借其故事性強、拍攝成本低、傳播范圍廣的特性，各省市政府機關傾向于將其作為宣傳反腐倡廉文化建設的一種有力的表現形式。2012年，江蘇省南通市紀委以精品工程建設為載體，積極探索廉政文化的表現新形式，提倡用微電影、微動漫等創(chuàng)新的表現手法來展現反腐倡廉建設的典型案例。2013年10月1日，國內首部正式的廉政題材微電影《黑錢》通過愛奇藝視頻網站平臺進行播放?！逗阱X》這部微電影是由愛奇藝獨家投資，它作為國內首部廉政題材微電影，表現出了新媒體平臺對于反腐倡廉這種社會關注的題材的拍攝嘗試，由此也可以看出廉政微電影的發(fā)展。2014年，央視微電影頻道將《大國廉政———中國廉政故事100部系列微電影》的微電影項目作為重點項目展開[3]。希望可以透過微電影這種現代化、碎片型傳播的影視表達方式，來對廉政文化宣傳傳播方式進行探索。還有一些微電影網站與一些視頻網站設置的微電影專區(qū)等形式的涌現，不少具備官方性質的微電影協會也相繼在各省出現。廉政微電影如火如荼的發(fā)展勢頭，成為當下引人矚目的電影現象。此后，通過微電影展現廉政風范，推動反腐倡廉文化建設已成為一種重要手段。

　　二、反腐倡廉文化與微電影結合的現實基礎

　　保持自身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一直堅持的一個理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黨的先進性做出了這樣的論述:“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4]但是，黨的先進性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反腐倡廉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重要舉措。黨的以來，中國共產黨著眼于新的形勢任務，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的戰(zhàn)略布局，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正風肅紀，反腐懲惡，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種種舉措表示，反腐倡廉始終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廉政微電影作為弘揚反腐倡廉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它與廉政文化的有效結合是具有現實基礎的。

　　第一，經濟的發(fā)展促進了廉政微電影的發(fā)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物質需要在日益得到滿足的同時，也開始尋求精神文化的平衡。具體表現是在相繼出現的一些文學作品、影視創(chuàng)作中，廉政題材微電影也是重要的一種，能夠加深我們對反腐倡廉文化的認知。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反腐成了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廉政題材微電影的出現也是對當下一些反腐工作的支持，如2013年，為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和中紀委十八屆二次全會精神，弘揚廉潔價值理念，創(chuàng)新廉政教育形式，建設廉潔城市，廣東省惠州市開展了首屆“微風廉影”反腐倡廉微小說、微電影、微廣播劇創(chuàng)作大賽[5]。這些廉政微電影大賽的出現，也反映了民間與政府兩大主體反腐力量的有效結合。

　　第二，互聯網和媒體技術為廉政微電影的發(fā)展提供了媒介支持。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fā)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guī)模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較2014年年底提升了2.4個百分點。中國手機網民規(guī)模達6.20億，較2014年年底增加6303萬人[6]。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移動終端來獲取信息，信息量大以及信息獲取速率快的特性改變了我們對信息的接觸行為，也使信息的表達出現了轉變，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征，至此我們進入了“微時代”。麥克盧漢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媒介即訊息，即媒介一方面改變了我們自身的行為方式，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種新的社會變革?，F如今，互聯網與手機這兩種媒介的普及與發(fā)展不但使我們更加便捷地獲取信息，更重要的是由此開創(chuàng)了更多的可能性，從而引發(fā)一種新的社會變革。這種社會變革包括人們行為習慣的改變，如“碎片化”的傳播和接收訊息的方式。

　　在這種背景下，廉政題材微電影是依托于網絡和媒介技術來宣傳反腐倡廉思想的有力方式。

　　三、廉政微電影的傳播特征對構建廉政文化的優(yōu)化作用

　　(一)廉政微電影的傳播特征

　　第一，微電影內容上的政治化。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表現形式，廉政題材微電影主要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新媒體傳播平臺，在劇本內容的選擇上通常傾向于具有榜樣示范性和警示性的現實微電影題材，有效宣傳黨風廉政建設的政策，在內容體現上有一些政治色彩。如愛奇藝上線的國內首部反腐題材微電影《黑錢》，主要講述的是公務員李賓和好友陳啟及剛走出監(jiān)獄的老胡三人之間發(fā)生的故事。公務員李賓在面對金錢的誘惑時，并沒有違背自己的良知，將稅款占為己有，而是將稅款按規(guī)定歸還到稅務局。這部微電影在內容上體現了對反腐倡廉政策的宣傳，在藝術表現上敘事靈活，角色塑造豐滿真實，例如在片中重點展現了三人在面對金錢誘惑時的矛盾心理與抉擇。微電影已經成為政府機關選擇宣傳方式的新領域，這不僅是對宣傳手段的探索，也促進了反腐倡廉文化建設的宣傳力度。因此，廉政微電影在內容的選擇上是帶有政治色彩的。

　　第二，敘事特征以小敘事為主。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新的社會分化與組織形式的轉變需要我們從電影轉向微電影。微電影與電影在廉政題材表現上的區(qū)別在于:由于拍攝技術與制作成本的不同，我們日常在影院里接觸的廉政題材的電影往往可以通過大敘事的手法來表達，并賦予深刻意義。而我們當前“碎片化”的接受信息的方式與影像技術的發(fā)展使微電影的敘事特征發(fā)生改變，微電影更注重于讓鏡頭參與到個體生活之中。許多廉政微電影都是通過小事件的發(fā)展來表現，簡化影片中的人物數量、情節(jié)和結構，突出影片的沖突、轉折和矛盾，體現出了廉政題材微電影的敘事特征以小敘事為主。

　　第三，微電影傳播的開放性。網絡傳播打破了信息傳播的空間限制，主要表現在信息傳遞的有效性和突破地理空間的傳播限制兩個方面。一方面，互聯網絡作為微電影的傳播環(huán)境，它也造就了微電影的傳播具有開放性的特點。另一方面，這種開放性也使更多的電影愛好者轉換為微電影創(chuàng)造者的角色，自己創(chuàng)作微電影并通過網絡傳播渠道發(fā)布自己的作品，無形之中也增加了從事電影行業(yè)的人數。

　　(二)廉政微電影的傳播特征對構建廉政文化的優(yōu)化作用

　　微電影的傳播在構建反腐倡廉文化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技術的革新正在改變著人們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模式，受眾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趨于“碎片化”。廉政題材微電影憑借其小敘事的敘事特征，更有利于在這個“微時代”傳播廉政信息，從而去引導和建構一種反腐倡廉的文化。而且由于微電影依托于互聯網的傳播優(yōu)勢和先進的數字傳播技術，可以進行更加廣泛、更加高效的速度傳播，打破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具備比較有效的宣傳反腐倡廉信息的優(yōu)勢。通過使用微電影這種形式倡導黨風廉政建設，不僅是對現今宣傳方式的豐富，而且也巧妙地使用了“互聯網思維”，即適應新媒體的傳播特點，注重受眾的體驗，選取恰當的方式去宣傳。從而使更多的受眾在思想上對反腐倡廉理念重視起來，肩負起社會責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基于微電影傳播的開放性，廉政微電影可以參與到受眾所關注的社會熱點話題中，為受眾提供自由表達和肩負社會責任的機會。廉政題材的微電影通過選擇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宣傳反腐倡廉的政策時，更有利于影響受眾的思想，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面，廉政題材微電影通過人們所熟悉的移動終端的平臺進行播放，而移動終端的移動性也就使微電影的傳播克服了空間限制，為更多的受眾帶來了自由欣賞微電影的可能。

　　四、廉政微電影的傳播模式對構建廉政文化的優(yōu)化作用

　　(一)廉政微電影的傳播模式

　　大眾傳播理論對傳播模式在傳播學的研究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做過闡釋:模式是對現實事件的內在機制以及事件之間關系的直觀和簡潔的描述。模式具有結構性和功能性兩種類型，它是理論的一種簡化形式，具有構造、解釋、啟發(fā)、預測等多種功能[7]。所以，對廉政微電影傳播模式的分析更有利于我們對廉政微電影的理解。

　　在廉政微電影傳播模式中(如圖1所示)，主要包括了制作者、電影文本、網絡媒介、觀眾和電影評論五個要素，在此過程中第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微電影制作者創(chuàng)作微電影，也就是對微電影文本的表達。下一步，微電影通過網絡媒介(視頻網站、新聞網站等)進行發(fā)行和宣傳，從而讓更多觀眾得知影片的存在。觀眾在獲取影片的宣傳信息之后，可以利用網絡媒介使用下載影片或在線觀看的方式來接受影片所傳遞的信息，并可以通過發(fā)表電影評論來表達對影片的看法。最終，這些看法可以反饋給微電影制作者，是一個具備反饋回路的傳播過程。

　　在這個傳播過程中，最能展現微電影特征的是觀眾角色的轉換。觀眾與其中的三個要素都有直接的聯系。首先，觀眾既是受傳者，也可以成為傳播者，即微電影的制作者。其次，觀眾也能夠參與到微電影內容的制作當中，也就是電影文本內容的表達。最后，觀眾也可以通過發(fā)表電影評論來影響下部微電影的制作。觀眾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體現了觀眾的主體性對傳播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影響。

　　(二)廉政微電影的傳播模式對構建廉政文化的優(yōu)化作用

　　從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微電影制作者由專業(yè)人才走向普通大眾。微電影創(chuàng)作的成本較低，制作水平的要求也低于電影，這些特性吸引了廣大個人創(chuàng)作者來進行微電影的制作，是對集體失聲、權威敘事的有效補充。表現在電影內容方面，就是個人話語的小敘事成為主流[8]。越來越多的普通大眾參與到廉政微電影的制作當中，有利于通過微電影形成輿論導向，是影響人們社會意識規(guī)范的主要方式之一。社會公德輿論的發(fā)展也有利于社會大眾塑造正確的價值觀念，在反腐倡廉文化構建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從傳播內容的角度來看，微電影精選典型案例，教育社會大眾。廉政微電影聯系社會現實，選取典型的人物和廉政案例示范給公眾，其畫面、色彩、聲音、動作的表現對接觸微電影的受眾施加影響，發(fā)揮廉政微電影的示范教育功能，促進公眾向先進、典型的人物和事跡學習，從而達到提升社會大眾思想認識的目的。廉政微電影通過對典型案例的選取、法律知識的普及來宣傳反腐倡廉文化建設對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居安思危，對于腐敗行為堅決抵制，改善社會不良風氣。一些內容新穎的微電影宣傳發(fā)揮新媒體的傳播作用，積極開展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工作，有利于反腐倡廉文化的構建。廉政微電影展現了社會上的腐敗現象，警醒和教育社會大眾抵制腐敗現象，形成社會輿論，推動了良好社會風氣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楊曉林.微電影藝術導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10.

　　[2]楊曉林.微電影的特征、分類及傳播[J].民族藝術研究，2015(2):21.

　　[3]《大國廉政100部系列微電影》助推中國夢[RB/OL].(2014-05-29)[2016-04-25].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5]“微風廉影”廣東省惠州市首屆反腐倡廉微小說、微電影、微廣播劇創(chuàng)作大賽征稿啟事[RB/OL].(2013-05-24)[2016-04-25].

　　[6]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5年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計報告[R/OL].(2016-01-22)[2016-04-25].

　　[7]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M].祝建華，武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3.

　　[8]楊曉茹，范玉明.網絡電影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95.

　　2017年本科政治論文篇2

　　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的監(jiān)管難題與改善

　　201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下稱《方案》)提出了行業(yè)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xiāng)社區(qū)服務類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yè)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和“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jiān)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等改革要求。行業(yè)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為什么需要從雙重管理制向直接登記制過渡?

　　直接登記制施行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哪些新的問題和挑戰(zhàn)?在《方案》提出明確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目標要求的前提下，仍需要對社會組織的制度現狀和制度變遷內在邏輯作深入研討?；谶@一考慮，筆者對北京、上海、深圳、廈門、無錫、溫州等地的社會組織管理現狀作了調研，希望通過對不同地區(qū)社會組織管理制度差異以及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踐效果進行比較，以期取長補短，推動直接登記制下社會組織行政監(jiān)管制度的完善。

　　一、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嬗變及其內在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經歷了從部門管理到行業(yè)管理、雙重管理到一元管理的嬗變。部門管理到行業(yè)管理，是政府職能的重大轉變，政府機構不再以專業(yè)經濟部門分錢、分物并直接干預微觀經濟為特征，而是簡政放權，搞活企業(yè)，同時也給行業(yè)協會等社會組織的發(fā)展提供了契機。如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提出了從部門管理到行業(yè)管理轉變等目標，中央撤銷了一批專業(yè)司局和行政性二級公司，相繼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一批行業(yè)協會;1993年，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出要發(fā)揮行業(yè)協會、商會等組織的作用，國務院經貿委因此撤銷了原由其管理的國家內貿局等9個國家局，成立了相應的中國輕工業(yè)協會聯合會、中國商業(yè)聯合會、中國機械工業(yè)聯合會等十大工業(yè)行業(yè)協會。

　　[1]在部門管理向行業(yè)管理轉變的同時，我國逐步建立起雙重管理制為特征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如根據1998年《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guī)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的地方性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是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機關，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及其授權的組織，是有關行業(yè)、學科或者業(yè)務范圍內社會團體的業(yè)務主管單位，由民政部門和業(yè)務主管單位對社會團體實行雙重管理。在雙重管理制下，業(yè)務主管單位從社會組織登記、活動開展、年度檢查、違法行為查處等方面都深度介入到社會組織管理過程中來。

　　雙重管理制盡管有利用業(yè)務主管單位貼近社會組織，能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中較好地實現政策意圖等優(yōu)點，但由于業(yè)務主管單位數量眾多，并分屬不同的領域和部門，由業(yè)務主管單位進行社會組織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部門管理的特色，客觀上造成了社會組織的條塊分割以及缺乏競爭，并給社會組織的成立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從而在根本上限制了社會組織的長足發(fā)展。針對雙重管理制的種種不足，各地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創(chuàng)新，如2002年上海市成立了行業(yè)協會發(fā)展署，形成了登記管理機關、業(yè)務主管部門和行業(yè)協會發(fā)展署的三元管理模式，2004年深圳市成立了行業(yè)協會服務署，形成了行業(yè)協會服務署和民政部門合作管理的新二元管理模式，溫州、鞍山等地還試行了業(yè)務主管單位的非政府化模式。

　　[2]近年來，社會組織管理制度創(chuàng)新中較有特色的制度模式是無錫市的“歸口管理模式”和深圳市的“直接登記制”.歸口管理是將社會組織的業(yè)務管理歸口到特定的幾個部門，由這些部門行使業(yè)務主管單位職責。

　　2005年無錫市進行了歸口管理為特征的社會團體管理體制改革，把80%以上的社會團體按照經濟類、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體育類、文化藝術類分別歸口到了工商聯、文聯、體育總會、社科聯、科協五個業(yè)務主管單位，如把社會科學類社會團體歸口到社科聯，文化藝術類社會團體歸口到文聯，經濟類社會團體歸口到工商聯，自然科學類的社會團體歸口到科協，體育類社會團體歸口到體育總會。無錫市民政局與五大主管單位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此外，無錫市還建立了行業(yè)協會聯席會議制度，牽頭單位是發(fā)改委，民政、編辦、財政等為參與單位，經常開會碰頭，協商解決行業(yè)問題。相比較與雙重管理制，歸口管理制簡化了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數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過多的業(yè)務主管部門所造成的社會組織條塊分割的局限。同時，由于歸口管理部門能夠代行業(yè)務主管部門的相關職責，客觀上分擔了登記管理機關的職責范圍。

　　直接登記制是深圳市民間化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2004年深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聯合發(fā)布了《深圳市行業(yè)協會民間化工作實施方案》;2006年深圳市實行了行業(yè)協會由民政部門直接登記的管理體制;2008年，深圳市直接登記的范圍由行業(yè)協會擴大到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2012年，深圳市實現了包括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文娛類、科技類、體育類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類8類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直接登記制將社會組織與業(yè)務主管單位徹底區(qū)隔開來，通過人員脫鉤、辦公場所基本分開、財務獨立建賬、界定行業(yè)協會資產歸屬、行業(yè)協會的選舉和重大決策等事宜按照法律法規(guī)和協會章程自主決定、指導監(jiān)督真正實現民間化的協會承接和行使政府部門轉移或委托的政府職能等措施，實現了工商經濟類等社會組織與原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有效分離。同時，通過“一業(yè)多會”等措施，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和“去壟斷化”.需要說明的是，直接登記制雖然是深圳市先行先試的結果，但在制度推行過程中不乏來自中央層面的支持。如在2009年民政部與深圳市政府簽訂的《推進民政事業(yè)綜合配套改革合作協議》中，民政部鼓勵深圳市“探索建立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的制度。民政部將此作為觀察點，跟蹤研究”,同時“授權深圳市開展基金會、跨省區(qū)行業(yè)協會、商會登記管理試點”.

　　總體看來，雙重管理制是長期以來中央政府確立的主導型社會組織管理制度，這種制度相比較部門管理而言，突出行業(yè)管理，是中國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的階段性創(chuàng)新成果;直接登記制是深圳等地率先進行的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的重大變革，以放松行政束縛和引入競爭為目標，有很大的創(chuàng)新價值;歸口管理制是介于雙重管理制和直接登記制的一種中間狀態(tài)，這種管理模式一方面解決了雙重登記制下業(yè)務主管單位過多過濫、不利于集中管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保證了業(yè)務部門能夠分擔社會團體的監(jiān)管職責，有一定程度上的可取性。由于直接登記制改革更為徹底，最終被中央政府所確認，并通過《方案》得以在全國層面予以推廣。但是，直接登記在客觀上減少了業(yè)務主管部門與行業(yè)協會之間的聯系，并可能使得原業(yè)務主管部門產生行業(yè)協會主要由登記管理機關一家管理的錯誤認識，并進而可能誘發(fā)對有關事務相互推諉的傾向，需要對直接登記制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未預期問題作專門探討。

　　二、直接登記制施行過程中凸顯的行政監(jiān)管難題

　　直接登記制契合了給社會組織放松行政束縛、擴大社會組織生存空間從而推動社會組織長足發(fā)展的社會變革趨勢，不過，由于直接登記制只是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方面的局部性改革，在配套性制度沒有跟進的情況下，可能在一些方面面臨挑戰(zhàn)。在直接登記制改革開展比較早的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登記管理機關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職責不明、執(zhí)法力量匱乏、登記管理機關行政權力和對社會組織影響力過于膨脹等一系列問題，具體而言：

　　(一)登記管理機關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之間職責不明國務院社會組織的管理目標在于建立綜合監(jiān)管的管理體制。如《方案》設定的社會組織目標管理體制是“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jiān)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但是，如何實現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和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之間“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則是要謹慎考慮的問題。

　　在直接登記制改革實踐中，已經在部分地區(qū)出現了登記管理機關與原業(yè)務主管單位之間職權、職責不清晰，部分原業(yè)務主管部門對社會組織的消極對待，或者認為社會組織相關事宜都應該由登記管理機關處理等現象。筆者在調研過程中了解到，部分民政部門的基層工作人員認為：原業(yè)務主管單位在社會組織的業(yè)務范圍、準入門檻等方面具有信息優(yōu)勢，去掉了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提法之后，又沒有相關的政策出臺，原業(yè)務主管部門以沒有參與登記管理為由，推諉有關工作職責，導致了基層民政部門在社會組織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非常尷尬，工作局面難以打開。調研過程中還有不少省市民間組織管理局相關部門負責同志認為，黑龍江海倫敬老院縱火案發(fā)生以后，不僅敬老院院長、副院長被免職，市民政局黨委書記、局長都被認為負有領導和管理責任而予以免職，這種處斷方式過度強化了民政部門的管理責任。

　　(二)登記管理機關執(zhí)法力量嚴重不足從管理走向看，隨著直接登記制的推行，社會組織進入門檻降低，后續(xù)的日常監(jiān)管壓力明顯增大，管理工作的重心必然要從登記管理轉移到日常監(jiān)管中來。目前行業(yè)協會等社會組織的工作重點是年檢和登記評估，但是，年檢是一種事后的管理，不能代替事前和事中的管理，等級評估只是在社會組織發(fā)展初期做的引導性工作，只應該成為日常監(jiān)管的補充性措施，所以，日常監(jiān)管應該成為登記管理機關的工作重心。要保證日常監(jiān)管的質量和有效性，從人員和資金上加大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從全國的情況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數城市的民政部門有社會組織執(zhí)法的專門隊伍建制。如北京市民政局執(zhí)法大隊有正式編制59人，承擔民政執(zhí)法、監(jiān)察等工作;執(zhí)法大隊設有辦公室、政治部、情報技術處、法制室以及6個執(zhí)法分隊共10個部門;其中六個執(zhí)法分隊分別承擔社會、民非、涉外和涉港澳臺、基金會、殯葬以及其他領域的執(zhí)法工作。上海市民政局設立了民間組織管理局監(jiān)察總隊，正式編制有30人。北京、上海以外的多數民間組織管理部門則往往只有幾個執(zhí)法人員的編制，日常執(zhí)法工作很難面面俱到，亟需加強力量。在直接登記制改革全面鋪開以后，日常監(jiān)管很可能成為社會組織管理中最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

　　(三)缺乏明確的行為規(guī)范和充足的監(jiān)管手段在對民政部門調研的過程中，執(zhí)法人員反映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執(zhí)法過程中對于違法行為的查處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渡鐣F體登記管理條例》等現行制度的共性問題是重登記、輕監(jiān)管：對于社會組織的登記主管機關、登記事項、登記程序等內容都有詳細而明確的規(guī)定，對于社會組織的違法行為類型、違法行為的處罰手段、處罰程序、監(jiān)管部門的職責分工等內容，則規(guī)定得特別概括或者根本就沒有規(guī)定。這導致對社會組織一些不規(guī)范的行為難以查處，登記管理部門和政府其他職能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也無法厘清，進而如黑龍江海倫敬老院的事件處理中，登記管理部門的職責范圍可能就被夸大。

　　監(jiān)管手段的選擇在社會組織的管理過程中也非常重要，正如國外行政法專家所云：“對于像政府規(guī)制這樣一種既復雜又專業(yè)的行為，正當性的主要淵源之一在于官僚制規(guī)制的各種工具。”

　　[3]《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盡管規(guī)定了警告、責令改正、責令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撤銷登記、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等處罰方式，但是沒有規(guī)定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罰款也僅僅針對違法經營一種情形，并且缺乏信息規(guī)制等新型監(jiān)管手段的應用?！痘饡芾項l例》在授予捐贈人向基金會就捐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的查詢權的同時，對基金會不及時如實答復的情況并沒有相應規(guī)定。實踐中，由于社會組織規(guī)制手段過于單一，并且缺乏明確的程序性規(guī)定，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在違法行為查處時，非常謹慎，能用柔性的執(zhí)法方式就盡可能不用剛性的執(zhí)法手段，這必然在客觀上降低了執(zhí)法的效果。

　　(四)登記管理機關職權事項過度膨脹直接登記制改革的初衷是去行政化，但在制度施行過程中，隨著社會組織與原業(yè)務主管單位的完全脫鉤，登記管理機關肩負著登記管理和日常監(jiān)督等多項職責。等級評估、政府購買等措施的推行，進一步強化了登記管理機關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組織對登記管理機關的依附性。

　　如就行業(yè)協會評估而言，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和民政部分別頒布了《關于加快推進行業(yè)協會商會改革和發(fā)展的若干意見》、《關于推進民間組織評估工作的指導意見》，民政部認為：“做好民間組織評估工作，有利于加強民間組織的自身建設，促進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有利于優(yōu)化政府對民間組織的監(jiān)督管理，促進監(jiān)管方式的科學化和規(guī)范化;有利于增加民間組織的透明度，強化社會監(jiān)督，提高民間組織的社會公信力。”但是，過于依賴評估工作，特別是將評估工作主要集中在等級評估上，使得社會組織的工作重心被過多地轉移到應對評估工作上來。在對社會組織作短時間內的大規(guī)模集中評估的時候，評估專家的知識結構、評估經驗、專業(yè)水平等方面千差萬別，評估本身所面對的信息必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甚至是不真實的信息，在此背景下，不僅評估的準確性面臨疑問，評估制度的負面效應更為凸顯。

　　從社會組織的角度看，社會組織之所以愿意配合民政部門做等級評估，是因為等級評估與政府購買服務，接受政府委托事項等直接掛鉤。實踐中，政府采購投標資格一般由采購單位確定，如民政局采購公共服務一般將采購資格確定為社會組織或者民辦非企業(yè)單位，沒有涉及到企業(yè)，另外，當地采購的現象也比較突出。在民政部門同時負責政府采購資質確定、組織等級評估、確定采購資格等事項時，在一般性規(guī)則沒有充分確立的前提下，很容易造成登記管理機關事權和實際影響力過度膨脹，并誘發(fā)社會組織事務管理中的行政化程度加深。

　　(五)登記管理機關設立有一定行政管理色彩的新型社會組織在直接登記制推行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登記管理機關事權的擴大，而人員編制又沒有顯著增加的前提下，登記管理機關通過設立新型社會組織，委托其承擔部分職能事項，來管理社會組織發(fā)展過程中的相關事務。如一些地方的做法是培育社會組織服務平臺，服務平臺集培育扶持、公益創(chuàng)投、信息服務、培訓交流等多種功能為一體，是銜接政府、社會組織及服務對象的樞紐性社會組織。還有一些地方的基層民政部門則通過成立社會組織總會的方式，委托社會組織總會承擔政府的一些職能，如初步年審、評估、相關行業(yè)的培訓、交流等。

　　從民政部門設立這些類型的社會組織的初衷看，都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組織快速發(fā)展或實現社會組織的規(guī)范管理，但這些新型社會組織的出現，不是基于社會組織發(fā)展過程中的自身需要，而是基于民政部門管理的需要產生，在其運行過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資金扶持而存在。如何保證這些新型社會組織不會蛻變成“二政府”,不會變成行政化的新型并更為隱蔽的形式，并且在運作過程中，能夠體現契約性治理模式的特點并起到組織和限制自由裁量權的作用，[4]是需要謹慎對待的。

　　三、直接登記制的制度完善建議

　　按照行動者---系統---動力學理論，“一般說來，雖然人類行動者---個體、有組織的群體、組織和國家---在他們的行動和互動中都要屈從于制度、文化以及物質條件的限制，但同時他們具有能動性……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常常通過錯誤和行動的失敗)改變自己行動的環(huán)境，也就是說，物質和社會系統建構和影響著他們的互動。其結果是物質和制度常常不是按照行動者所決定和設想的那樣發(fā)展”.

　　[5]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作為社會組織整體制度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其發(fā)生變革的時候，需要考慮已變革制度與未變革制度間的協調，在人員編制、部門預算沒有跟進的情況下，放松登記門檻，會給基層登記管理機關帶來過大的執(zhí)法壓力;需要考慮主導制度變革的社會主體和被影響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協調，作為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直接登記制改革并不必然是社會組織或其會員的利益所在，并可能產生制度變遷的未預期后果。如在深圳市突破一業(yè)一會限制以后，電子行業(yè)先后成立了云計算產業(yè)協會、平板顯示行業(yè)協會等在內的15家專業(yè)性協會，如此眾多的行業(yè)協會是否會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惡性競爭，并且過于碎片化的設立條件是否使得行業(yè)協會喪失了其應有的行業(yè)代表性?

　　所以，在變革一項制度的同時，需要綜合考慮制度所依存的社會背景和制度環(huán)境，需要在推出新制度的同時，兼顧到配套制度的完善，需要針對制度改革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未預期后果，設計相應的應對措施。對于深圳市率先推行的直接登記制改革，同樣需要從制度生成的社會系統角度去豐富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內容，能考慮的制度優(yōu)化措施包括：

　　(一)明確登記管理機關和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職權、職責在雙重管理制模式下，登記主管機關和業(yè)務主管單位的職權、職責的劃分較為清晰，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guī)定：登記管理機關負責登記、年度檢查、行政處罰;業(yè)務主管單位負責登記前的預先審查、年度檢查的初審、監(jiān)督指導社會組織依據章程開展活動、協助執(zhí)法和指導清算事宜等?！睹裾筷P于重新確認社會團體業(yè)務主管單位的通知》(民發(fā)[2000]41號)對業(yè)務主管單位的職責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將“負責社會團體的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財務和人事管理、研討活動、對外交往、接受境外捐贈資助”也納入到業(yè)務主管單位的職責范圍。《方案》在宣示行業(yè)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xiāng)社區(qū)服務類社會組織采納直接登記制的同時，要求“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jiān)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按照方案的精神，在采納直接登記制改革模式以后，并不排斥原業(yè)務主管單位在行政協會日常監(jiān)管或業(yè)務活動中發(fā)揮應有作用。當前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是，在直接登記制下登記管理機關和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到底應該履行哪些職權、職責?

　　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兩種不同的思路，其一是借鑒工商登記的責任承擔方式，工商行政部門負責企業(yè)登記并承擔一定程度的監(jiān)管責任，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僅在有明確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才參與企業(yè)行為監(jiān)管，并承擔相應責任;其二是考慮到原業(yè)務主管單位與本業(yè)務領域的社會組織距離最近，本領域社會組織在業(yè)務活動中離不開原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指導，藉由原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指導可以提高社會組織的管理效率，并能夠更好地實現公共政策意圖，所以，登記管理條例中指導社會組織依據章程開展活動、協助執(zhí)法等職權、職責可以考慮繼續(xù)由原業(yè)務主管單位行使?？紤]到中國當前社會組織的發(fā)展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原業(yè)務主管單位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社會組織的指導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在考慮原業(yè)務主管單位保留部分職權、職責的時候，需要通過立法加以固化，避免過度行政束縛的回潮。

　　(二)完善行政監(jiān)管中的執(zhí)法程序設計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對執(zhí)法程序方面規(guī)定的內容很少，這導致登記管理機關在行政執(zhí)法中往往遭遇到執(zhí)法瓶頸。其表現形式之一是名存實亡或者不連續(xù)辦理年檢的社會組織處理的問題。這類社會組織數量上較多，同時如果不及時處理，一旦卷入重大民事糾紛或者刑事案件，對社會的危害巨大。

　　但在處理這些社會組織的時候，登記管理機關面臨的選擇是撤銷登記，還是注銷登記?撤銷登記的問題在于撤銷以后，該被撤銷的社會組織的法律責任、資產和債權債務關系仍然存在，登記管理機關仍有必要時時關注該被撤銷的社會組織的后續(xù)事項或者糾紛處理。注銷登記則不會帶來這些麻煩，但是，注銷登記的前提是當事方要比較配合，并完成清算工作之后才可以注銷。在實踐中，各地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傾向性的做法是能夠引導注銷的就不主動撤銷，這種處斷方式減少了紛爭，但可能會影響到登記管理機關的執(zhí)法效率，并可能導致社會組織處理過程的過度延長。所以，出現這一尷尬局面就是因為目前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對撤銷的情形的強制清算程序沒有作任何規(guī)定。在這方面，完全可以借鑒公司法第184條的規(guī)定，要求當事方在被撤銷、被法院要求強制解散等情形下承擔清算任務，不承擔清算任務的社會組織，將由公權機關組成清算組清算有關債權、債務。

　　在執(zhí)法程序的完善方面另一重大問題是如何避免試行直接登記管理體制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政府職能部門之間職責不清、工作相互推諉的現象。方式之一是構建各部門分工合作的良性工作機制。如可以考慮由社會工作委員會等單位牽頭來建立社會組織管理聯席會議制度。方式之二是建立規(guī)范的案件移送制度，一方面，是登記管理機關內部的案件移送，如登記管理機關內部的登記部門發(fā)現違法行為應及時移送到執(zhí)法部門;另一方面，是登記管理機關和政府其他職能部門之間的案件移送，其他政府職能部門發(fā)現違法行為并且屬于登記管理機關職權、職責范圍內的事項，應該及時移送到登記管理機關，等等。

　　(三)做好社會組織違法行為的類型化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現行規(guī)定對違法行為要么未做充分規(guī)定，要么規(guī)定過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這導致執(zhí)法部門在個案處理中往往裹足不前。

　　如對于民辦非企業(yè)單位，條例對此類社會組織的定性是“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但是，什么樣的活動是營利性的，什么樣的活動是非營利性的?不僅條例未做解釋，民政部對其界定標準也沒有成文的規(guī)定或者可以參照的標準。

　　在2014年頒布的《深圳經濟特區(qū)行業(yè)協會條例》中，深圳市人大會已經對部分行業(yè)協會的違法行為進行類型化并作禁止性規(guī)定。如該條例第48條列舉了謀求壟斷市場、限制會員開展正當的經營活動、強制入會或者在會員之間實施歧視性待遇、限制會員加入其他行業(yè)協會、向會員亂收費或者亂攤派等違法行為類型。這是對社會組織違法行為類型化的有價值的探索。

　　(四)探索社會組織信息化管理方式在深圳市商事登記改革中，深圳市政府建立了統一的商事主體登記及許可審批信用信息公示平臺，用于發(fā)布商事登記、許可審批事項及其監(jiān)管信息。其中，商事登記機關公示商事主體登記、備案、年度報告提交、載入經營異常名錄、監(jiān)管等信息;市政府相關部門公示許可審批事項、許可審批監(jiān)管等信息。通過建立信息化管理方式，實現了登記機關和其他政府職能之間的信息共享，有助于協調執(zhí)法;商事主體的所有公示信息處于社會監(jiān)督之下，又有效地保證了信息平臺所公布信息的真實性。

　　在社會組織的管理中，同樣可以考慮通過探索和應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減少監(jiān)管成本，提升監(jiān)管效率。如通過打造社會組織登記管理的信息平臺，登記主管部門設定統一登記標準，社會組織登記以后需要將組織狀況、業(yè)務范圍等信息都發(fā)布在平臺上，由政府職能部門包括衛(wèi)生、體育、消防等機構都可以從這個信息平臺查找社會組織的相關信息，從而進行對口監(jiān)管，而不是把所有監(jiān)管壓力都集中到民政部門。

　　(五)明確社會組織法律救濟措施并提升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能力社會組織目前未實現有效治理，與中央、地方層面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責任約束機制是緊密相關的。應該實現責任承擔方式、處罰力度與不法行為之間的匹配，做到當事方和執(zhí)法機構都有法可依，減少法律適用中不必要的爭議。同時，需要完善社會組織權利救濟制度，從制度設計上保證社會組織成長為有行動能力的社會主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應該認識到，社會組織不僅僅是接受管理的一方，也同時是多元化社會治理中的一極。正如有學者指出：“主體是人，是具有自主性、能動性和自為性的人。成為主體，是人的本性的內在要求，是人的價值的根本實現。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就是人類不斷成為主體的歷史……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主體經濟。”

　　[6]而在現代社會，“現代政體區(qū)別于傳統政體的關鍵乃在其民眾政治意識和政治介入的幅度……傳統政體的制度只需要組織社會上少數人的參與，而現代政體卻必須組織廣大民眾的參與。”

　　[7]只有正確認識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治理和法律關系中的主體性地位，才能夠妥善設計好相關制度，真正發(fā)揮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能動性等作用，才能夠真正契合社會組織應有社會職能的要求，才能夠形塑良好的政府-社會組織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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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卡羅爾·哈洛，理查德·羅林斯。法律與行政：下卷[M]。商務印書館，2004.588.

　　[4][英]卡羅爾·哈洛，理查德·羅林斯。法律與行政：上卷[M]。商務印書館，2004.278-279.

　　[5][瑞典]湯姆·R·伯恩斯，等。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結構化[M]。周長城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7.

　　[6]邱本。論經濟法主體[J]。法律評論，1997,(3)。

　　[7][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198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