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倫理道德價值
淺論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倫理道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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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倫理道德價值
從先秦諸子百家開始，知與行，就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對哲學范疇，引發(fā)了諸多思想家對其進行深入地剖析，這其中，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在中國哲學史上可謂獨樹一幟。面對宋明時期商品經濟發(fā)展，功利主義漸成泛濫之勢，整個社會出現(xiàn)世風不競、道德淪喪的局面，王陽明切中時弊，適時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他的這個觀點對后來的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一、“知行合一”的主要內容
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 “知行合一”，“知”，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系，就是指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系。
在王陽明看來，“知行合一”中的“知”是“良知”。“行”一方面是指人們在心理上的意念活動，另一方面是“篤行”，即主體的實踐行為。“知行”是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整體，就是“良知”的體用合一，正如他所說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在這個動態(tài)的關系中，知和行呈現(xiàn)出一種相互聯(lián)系，相互包含的狀態(tài)。也就是說，二者落在名言上，分說為二;一旦達于心體，則不可分割。[2]
具體地說，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功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jié)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于個體的自覺行動。知必然要表現(xiàn)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第二，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封建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封建道德規(guī)范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因此，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特別強調知和行的不可分離，認為知與行在心靈世界的活動中完全可以合二為一[3]，把知識本身當作是實踐的過程，同時要把實踐的過程還原為知識的形態(tài)。但他的知行觀并不是簡單的講知和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而是上升到道德層面的知與行，人們的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的關系，這是王陽明在經歷了當時大環(huán)境下的艱難困苦，體會到當朝當代人間的冷暖滄桑后領悟到的，他的目的是希望解決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道德淪喪問題，以求喚回人們的本心，即“良知”。而恢復人們的良知的方法就是“致良知”，所以，“知行合一”本質上就是“致良知”。簡而言之，“良知”就是王陽明的世界觀，而“致良知”則是他的方法論。
二、“知行合一”的倫理道德價值
早在王陽明之前便有學者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但是，若要論到對這一理論的探究之深入，討論之周全，運用之嫻熟，影響之廣大，則唯有王陽明一人可以擔當。這一理論不僅對王陽明，對整個社會都有著重大的價值意義。
(一)借鑒意義
在《傳習錄》中有一段著名的發(fā)生在王陽明與其弟子徐愛之間關于知行關系的對話。徐愛說：“現(xiàn)在世上的人明明都知道應該對父母孝順，對兄長尊敬，但是往往卻不能孝順，不能尊敬，由此可見，知和行完全是兩回事。”王陽明聽到這一番話，說：“那是被私欲迷惑了，而不再是知和行原本所代表的意思了。沒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沒有真正明白。自古的圣賢之人教導別人知和行，就是為了要恢復原本的知和行，并不是隨便的告訴別人怎樣去知，怎樣去行便了事。”因此在王陽明看來，講一個人知道孝悌，絕對是他已經做到了孝悌，只有這樣，才能稱他為已經知道孝悌了。
徐愛又說：“上古的人把知和行分開來講，也是為了讓人對這兩個概念有所區(qū)別，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作行的功夫，如此這般功夫方有著落。”王陽明答道：“這樣做就拋棄了古人的意旨了，古人之所以知行并提，就是因為世上有一種人，只顧自己稀里糊涂的隨意去干，根本不去思考琢磨，完全肆意妄為，因此必須說一個知，這樣他才能行的端正。……所以，一輩子不能親自去行的人，必定終生也不能夠得到知。這種錯誤的認識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現(xiàn)在我所說的知行合一，正是要對癥下藥，并非我的憑空捏造，知行本體原本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知行合一”在王陽明那里是作為一條根本原則被強調的，它必須而且只能是自我承擔的，是自我的一種內在的意識活動，其他任何人都無法給予幫助，正如陽明先生經常說的“知行合一，本來體段也是如此。”所以在陽明先生看起來，只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把人們的良知貫徹到社會實踐中去，這樣才能通達于一個圣人的境界。
“知行合一”理論是王陽明為反對朱熹的“知先行后”說而提出的，這在當時無疑是以“反傳統(tǒng)”的姿態(tài)出現(xiàn)[4]，強調認識過程兩個階段之間的統(tǒng)一與聯(lián)系，是他對于認識論的新貢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和歷史價值。
(二)不足之處
王陽明的知行觀主張“知行合一”，這與他的致良知說具有內在的聯(lián)系，這種內在的聯(lián)系便是“知行合一”說是致良知說的邏輯展開。依照王陽明的想法，知行天然合一，共同擁有一個本體，知必然行，行必然知。但是這一命題卻必須有一個假設前提才能成立，就是人人都原本就是知良知的，故而致良知才成為了可能，但是顯然，這無疑是他理論上的虛構，缺乏現(xiàn)實依據。除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還過分強調了良知的先天性和現(xiàn)成性，從而不能保證人人做到重視致良知之行的作用，導致并非人人都能實現(xiàn)致良知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來說，“知行合一”仍有不足之處。
“知行合一”理論的另一缺陷是王陽明并未對致良知過程中的知行作出實質性的區(qū)別，從而致使感性的行不可避免地與理性的知交叉在一起而滲入知中，結果導致行即知，知行無別。另外，他過于強調知的先天性也意味著過于強調知對行的絕對主導性，從而不可避免地消弱行的作用，甚至忽視行而直接銷行入知。
由此，王陽明雖對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觀進行了批判，但卻在認識論問題上，倡立了一個形而上學的命題并由此相應展開的一套論證理論。歸根到底，他的知行觀，都是以割裂主客觀的聯(lián)系為歸宿的，缺乏必要的實踐性，因此他的理論最終只能停留在理論上，而難以轉化為現(xiàn)實。
在當今的社會中，在大力倡導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對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價值的同時，也應該剔除其中的唯心主義內容，要發(fā)揚其積極的方面，“知”和“行”統(tǒng)一，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唯有如此，才能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倫理道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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