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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未來
摘 要：1874年，雨果以《九三年》這樣一部歷史題材的政治小說為他的寫作生涯畫上了完美的句號，然而隱藏在《九三年》背后的那些思考，卻從未停止過。本文將分別從作者在小說中對暴力和革命問題所表明的立場出發(fā)，對小說中對照手法進行探討，并關注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
關鍵詞：《九三年》;暴力;革命;人道主義
作者簡介：曲敬華(1969-)，女，黑龍江望奎人，碩士，大慶廣播電視大學繼續(xù)教育處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1-0-02
在法國巴黎的先賢祠，永久沉睡著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曾寫過這樣一部作品，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他就是維克多·雨果，這部作品就是《九三年》。
《九三年》是歐洲文學史上一部富有史詩性質(zhì)的政治小說，也是雨果的封筆之作。小說以一七九三年法國旺代地區(qū)共和黨對?；庶h的清剿斗爭為題材，生動地勾勒出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事實，再現(xiàn)歷史的同時，通過人物形象、不同階級等的對照，以一段戲劇性的結(jié)尾向世人拋出了一個關于暴力與革命的關系問題，并對絕對的人道主義給予了高度肯定和贊揚。
一、人物形象自身的對照
這一點在西穆爾登的身上體現(xiàn)地最為明顯。筆者認為，西穆爾登是這部小說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因為他的善良和絕對，更因為他的矛盾。
其實他是一個淪落者，一個社會棄兒，一個從第一等級被動地投擲到第三等級的破落戶。他當過教士，表面風光而受人尊敬，殊不知，宗教的清規(guī)戒律和封建的森嚴制度不僅沒有讓他心生自豪，反而使他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所應擁有的情感和生活;他學習努力，但科學的大發(fā)現(xiàn)徹底破壞了他和他賴以生存的根本，不是改變，而是毀滅。因此，他憎恨這個社會，憎恨舊制度，憎恨君主專制。實際上，自從被社會拋棄的那一刻，他就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平民代表，就是第三等級，他已經(jīng)沉默很久了，現(xiàn)在必須爆發(fā)，因此，他走向了鐵血革命。
革命中的西穆爾登和郎德納克同樣殘暴，但又有本質(zhì)的不同，正如小說中所說：侯爵和教士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同一個人……只不過前者的苦笑中充滿了陰影和暮氣，而后者那寫著預言的額頭上卻閃爍著黎明的曙光。他是一個披著狼皮的羊，仍然有一顆純潔而憂郁的良心，仍然懷有正義感。他關心窮人，作為家庭教師，對待郭文無微不至，并把他培養(yǎng)成了一位學識淵博、忠勇仁慈的有為青年。面對窮人和郭文，面對第三等級時，西穆爾登是真誠熱情而勇于犧牲的。
然而，更痛徹心扉的過去決定了他不會也不可能原諒那個放走朗德納克的人，“西穆爾登認為郭文的想法走得太遠了……對隨時都在扼殺革命的敵人寬恕就是在阻止革命前進”1，因此他選擇殺死郭文，也選擇自殺，因為他無法在兩難處境中找到中和點。在這里，“雨果出于人性的憐憫，讓西穆爾登開槍殺死了自己，從他選擇的結(jié)果中逃了出去”2，是的，他用這幕悲劇演繹了革命的偏狹和固執(zhí)，但也用自己的生命捍衛(wèi)了心中那份純粹無私的情感。身處九三年的風口浪尖上，不允許有絲毫的退讓，為了革命的勝利，他只能走下去。既然不能拯救郭文，那就和他一起死去。其實西穆爾登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富有人道主義情感的人，他反抗中央集權，憐憫生命，只是太不巧，命運偏偏把他夾在了兩者中間，讓他走進了矛盾的死胡同，他只能以死解脫。所以，西穆爾登的雙重人格是相互統(tǒng)一的，忠于革命不辜良心，這種對照是至高無上的忠誠，是父愛如山的沉重，更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巧妙手段—看似相悖，實則大同。
二、階級與階級的對照
18世紀下半期的法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專制國家，等級制度森嚴，社會被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教士，由西穆爾登脫離教門的選擇可以想象教士們的虛偽無道;第二等級是貴族，郎德納克就是典型;第三等級是農(nóng)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資產(chǎn)階級，小說中的乞丐退爾馬克就是平民，郭文雖然出身貴族，但卻發(fā)展為資產(chǎn)階級。這三個人物形象的差異，成為了《九三年》對照手法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
郎德納克身為貴族，和教士一起享有特權，兩個等級不足10%的人口卻占有全國1/3以上的土地，并且不用繳納賦稅，反過來第三等級則承擔著沉重的地租和貢賦，生活貧困，資產(chǎn)階級雖然有錢有文化，手中卻無權，這種極不平等的現(xiàn)狀，必然引發(fā)革命。很明顯，“侯爵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壞人’，他是很真誠的人……他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主義，并且愿意為自己的主義而奮斗”3，陰險冷漠的郎德納克誓死捍衛(wèi)?；庶h，甚至不惜一切手段與共和黨抗衡，維護自己封建領主的地位和既得利益。雨果對他的塑造，正是以點帶面，縱然他有多么的可恥卑劣，那也是貴族的階級特征使然。至于結(jié)尾他救孩子的動機，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是出于他貴族身份的特殊要求—救無辜的孩子于水深火熱之中，正是他高貴品質(zhì)的外現(xiàn)。郎德納克呈現(xiàn)給我們的不是個人，也不是階級，而是階級背后瀕臨破產(chǎn)的封建專制和中央集權的丑惡愚頑。
而隸屬于第三等級的乞丐退爾馬克一出現(xiàn)就和郎德納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退爾馬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也不支持戰(zhàn)爭的任何一方，只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乞討，他明明知道揭發(fā)郎德納克可以得到六萬法郎，卻救了他。他這樣做的出發(fā)點其實很簡單，只是出于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憐憫，是平等觀的自然流露，當然這里還夾雜對郎德納克在自己曾經(jīng)沒有口糧時的施舍的一份感恩。雖然后來退爾馬克懊悔救了他，但悉心照料胡佛莎作為補償，又是有懺悔精神的?？傊?，退爾馬克的出現(xiàn)與郎德納克形成了一暗一明的對照，他的善良博愛，雖然不像郭文那樣，用戰(zhàn)爭發(fā)動革命，但卻代表了一大部分底層群眾對自由平等的追求，而且對這個形象的刻畫，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革命小說只有戰(zhàn)爭人物和心理的不足。
另外作為共和黨的軍官，郭文所代表的則是資產(chǎn)階級，這又形成了一個突出的對照。他雖然是郎德納克的侄孫，但卻不是貴族，而是第三等級的領袖。他“是善、同情、人性即人道主義的代表”4，從小師從西穆爾登，知識和人格上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生活中平易近人，戰(zhàn)場上英勇無比，不傷害老人、女人和孩子，當然，這也是上升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決定的，他在小說中同郎德納克一樣，代表的仍然是一個團體，而非個人。他放走郎德納克，起主要作用的是人道主義思想，他的思想比羅伯斯庇爾進步，比他聰明。這種思想實際上是不符合雅各賓派的恐怖政策的，但卻結(jié)合了革命和人道。一方面，他愛憎分明寬待俘虜，盡管敵人是自己的爺爺，仍堅決地戰(zhàn)斗到底;另一方面，放走郎德納克，不是因為親人的關系，而是因為郎德納克是立了功的戰(zhàn)敗者，是“兄弟”。因此，郭文的形象在小說中是有進步意義的，至少他讓我們看到了人道主義的光芒。 這三個人之間的差異，就是法國18世紀末的等級差異，不僅是物質(zhì)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是王權和人權，是封建和反封建，是非人道和人道的鮮明對照。
三、恐怖政治與人道主義的對照
貫穿于《九三年》中的兩大思想毋庸置疑地歸屬于恐怖政治和人道主義，這也在小說中形成了發(fā)人深省的對照效果。
恐怖政治在雅各賓派執(zhí)政時期得到了大肆推廣和使用，毋庸置疑鐵血革命在特定的一段時期內(nèi)是正確而且功勞極大的。眾所周知，18世紀末的法國遭遇財政危機，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導致國內(nèi)人民生活舉步維艱，而同時國外反法聯(lián)盟的威脅日益擴大，可以說法國已經(jīng)陷入了內(nèi)外交困的兩難狀態(tài)。面對這種情況，無論是君主立憲派還是吉倫特派，無論是《人權宣言》還是土地法，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nóng)民的土地問題，糧價仍然暴漲，這個時期的法國社會是一片混亂，毫無生機。之所以兩個派別的統(tǒng)治都沒有挽救得了法國，反而激起了社會矛盾，是因為它們所代表的大資產(chǎn)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利益決定了他們的革命手段不可能一刀見血，更談不上改變現(xiàn)狀了。恰恰在這個時候，羅伯斯庇爾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法國的幸運，因為只有他的革命措施最立竿見影，只有他給予了農(nóng)民支配土地的絕對權力，只有他將外國干涉軍趕出了國境，也只有他敢于實行恐怖政策。所以，不管后來他是否一意孤行，至少他曾挽救了法國，更不愧是法蘭西的民族英雄。
但羅伯斯庇爾又是可悲的、固執(zhí)的，“雨果正面肯定了革命是人道的集中體現(xiàn)、肯定了武裝保衛(wèi)革命政權平定旺岱叛亂的正當和必要，同時又批判了以‘革命’的名義不施人道的暴力恐怖，是革命與人道統(tǒng)一、以人道為革命的前提與歸宿的人道主義”5。雨果讓資產(chǎn)階級放走了貴族，不只是對人道的贊美，也預示了這樣的革命仍然不會勝利，在恐怖和人道之間，要有一個度量去平衡，適可而止最好。正如郭文放走了郎德納克，西穆爾登處死了郭文一樣，前者缺乏恐怖的堅定和果敢，后者少了人道的理解和胸懷，不一樣的立場，同樣的結(jié)局。
雖然《九三年》的結(jié)局以死亡收場，但雨果仍是給了讀者曙光的，無論是西穆爾登還是郎德納克，無論是退爾馬克抑或是郭文，以他們?yōu)榛c，我們都能夠做到窺一斑而知全貌，他們之間的對照，展現(xiàn)的都是各自階級背后所隱藏的不同屬性，而正是這些不同，引發(fā)了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也成就了這樣一部歷史巨作，更完滿了雨果的文學生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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