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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存在的邏輯：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內容提要 本文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分工理論、契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為國有經濟存在刻畫一個邏輯機制。國有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契約結構，是合作剩余獲取與交易成本之間的兩難沖突的產物，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并強調國有經濟在提供公共產品、削減競爭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觀調控以穩(wěn)定經濟、國家安全和實現戰(zhàn)略目標等合作剩余獲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國有經濟作為一種不完全的契約結構，也面臨著“政府失靈”等的威脅。因此，國有經濟的規(guī)模也應依具體條件受到限制。
關鍵詞 國有經濟;分工;契約;交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F12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8)01-0087-05
一、引言
理論界對于國有經濟存在的邏輯與國有經濟規(guī)模的爭論從未停息，并且在近年再掀波瀾。所有這些問題的緣起都在于未能就國有經濟存在的邏輯達成共識，因此，本文意欲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對此進行嘗試性探索。國有經濟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當中，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看，國有經濟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一個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是國有經濟存在的邏輯是什么?
關于為什么要存在國有經濟，宗寒(1999)、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陳宗勝(1997)、伍伯麟和席春迎(2000)、徐傳諶(2002)、嚴漢平(2003)等學者對此問題曾進行了研究，認為國有經濟存在的理由在于彌補市場失靈、提供公共產品、保證社會公平、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等。這些作者的論述具有相當的真理成分和啟發(fā)性，然而，他們的論述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就他們的理論認識而言，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化、拓展與修正。
我們認為，對于國有經濟存在邏輯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對國有經濟本質認識的基礎上，而對國有經濟本質的認識，又必須放到人類歷史的長河里去理解。經濟學新近的一個重要認識是：人類歷史本身是一個人類不斷分工合作以獲取契約合作剩余的過程。因此，國有經濟本質可以從人類分工合作獲取契約合作剩余和阻礙這一進程的因素中去找尋?；诖?，本文試圖通過分工理論、契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為國有經濟刻畫一個邏輯機制。具體地，這一論證過程分為三步：第一步，通過對專業(yè)化分工、合作剩余與經濟增長在思想史上的回顧，說明人類歷史本身是一部分工合作以促進經濟增長與人類福利的歷史;第二步，引入交易成本，說明外生交易成本與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引致的內生交易成本構成了專業(yè)化分工合作剩余獲取的“絆腳石”;第三步，論證國有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契約結構，是合作剩余獲取與交易成本之間的兩難沖突的產物，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
二、專業(yè)化分工、合作剩余與經濟增長
專業(yè)化分工可以帶來合作剩余和經濟增長。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如色諾芬、柏拉圖等都在其著述中闡述過關于專業(yè)化、分工對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但充分認識到專業(yè)化分工在人類歷史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并對分工進行系統(tǒng)經濟分析的是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分工和專業(yè)化的發(fā)展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這一觀點，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在斯密看來，分工累積發(fā)展的原因在于人類的交易傾向，報酬遞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類社會的合作行為。
斯密指出分工帶來遞增報酬的原因有三個方面：(1)勞動者的技巧因業(yè)專而日進，這正是熟能生巧帶來的結果;(2)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3)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力的機械發(fā)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
馬克思對分工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區(qū)分了以分工為基礎的協(xié)作和不分工的協(xié)作，商業(yè)中的分工與生產中的分工，市場上的分工與企業(yè)內的分工。通過企業(yè)間動態(tài)過程分析，揭示了企業(yè)內分工與企業(yè)間分工交互作用如何導致了不可逆的報酬遞增過程，并強調了動態(tài)累積的不穩(wěn)定性質對制度變革所產生的壓力，認為這種不穩(wěn)定性質來源于分工(資本積累)與收入水平之間的不匹配或矛盾。馬克思對分工協(xié)作的精彩論述體現在其騎兵連的例子當中，“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fā)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guī)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xié)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阿倫·楊格對分工進行了深入分析。為了發(fā)展斯密的思想，楊格從龐巴維克那里借用了“迂回生產”這個概念，但與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不同，楊格的迂回生產不取決于利率水平，而取決于市場規(guī)模的大小。在斯密定理的基礎上，楊格提出的迂回生產理論把分工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新近認知是，分工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和增進了內生比較利益，人們在此基礎上從事專業(yè)化生產并交換產品分享分工經濟。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勞動分工也不斷演進，而經濟發(fā)展、貿易和市場結構變化現象都是這個演進過程的不同側面。伴隨著分工的演進，每個人的專業(yè)化水平、生產率、貿易依存度、貿易品種類及相關市場個數都會隨之增加。經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實現。
從以上思想史的演進過程，我們不難看出，分工合作帶來合作剩余與經濟增長，人類經濟的發(fā)展史本身是一部人類的分工合作史。經濟增長的過程本身就是人類不斷分工合作并獲取合作剩余的過程。
三、合作剩余獲得中的交易成本障礙與契約組織形式
然而，通過專業(yè)化分工獲取合作剩余的途徑并非一路平坦，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塊絆腳石就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對于交易成本的系統(tǒng)性的研究起源于科斯的兩篇文章，這一思想在隨后的經濟學歷史中被不斷拓展。
依照楊小凱等人的邏輯，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可以進一步地劃分為外生交易成本(exogenoustransaction cost)和內生交易成本(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內生交易成本是市場均衡與帕累托最優(yōu)之間的差別。也就是說，人們在交易中爭奪分工的好處，每個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處，而不惜
減少別人從分工中得到的好處。這種機會主義行為，使分工的好處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資源配置產生背離帕累托最優(yōu)的歪曲。外生交易成本則是指在交易 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發(fā)生的那些費用，它不是由于決策者的利益沖突導致經濟扭曲的結果。
顯然，外生和內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威脅到了人們對契約合作剩余的訴求。為了防止交易成本的增加或者將交易成本降到最小，在人類進行合作交易的過程中，就需要一種契約來約束人們，防止交易當事人的機會主義導致的帕累托扭曲。
按照契約理論的認識，契約是一組承諾的集合，這些承諾是當事人在簽約時做出的，并且預期在未來(契約到期之日)能夠兌現。契約核心的內容在于，它的條款是狀態(tài)依存(state-contingent)的，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自然狀態(tài)中參與者可以采取的行為做出規(guī)定(所以一定意義上契約理論也可理解為解決組織內決策權的配置問題)，并規(guī)定了參與契約各方基于可確證信息的最終結算方式。
契約理論又可以分為完全契約理論(completecontract theory)和不完全契約理論(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所謂完全契約是指這些承諾的集合完全包括了雙方在未來預期的事件發(fā)生時所有的權利和義務。顯然，在能夠達成完全契約時，并不存在交易成本(內生)，帕累托最優(yōu)可以實現，因此，完全契約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但未來本質上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將來某種程度上是現在選擇的結果，而現在的選擇又基于對未來的預期，這使得現在與將來之間的關系上有一種內稟的隨機性。因此，從現實的角度看，大部分契約都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契約是如何產生的呢?理論上講，應當追究人性假設和交易成本，二者緊密相關。人性假設方面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1)有限理性。這一假設修正了完全理性，認為經濟人雖然理性，但由于個人的知識、預見力、技術以及時間等約束條件，其不可能達到完全理性，而僅僅能夠做到有限的理性。(2)機會主義。即經濟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夠利己，就會伺機去損人?？梢韵胍?，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任何期望達成的交易都能通過完備的契約加以保障。如果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那么，交易雙方可以通過承諾、信任以及相互適應就能達到協(xié)調的目的。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之下，契約必然是不完全的。
具體地，契約可能不會提及某些情況下各方的責任，而對另一情況下的責任只能做出粗略的或模棱兩可的規(guī)定，并且無時不在進行修改和重新協(xié)商之中。這是因為：(1)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周全而長久，并為可能發(fā)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2)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契約雙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xié)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3)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xié)商，在出現糾紛時，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也很難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強制地加以執(zhí)行。
綜上所述，內生與外生的交易成本在人類分享契約合作剩余的進程中扮演了絆腳石的角色。然而，從人類發(fā)展的歷史來看，人類的分工合作卻在不斷演進，這又是為什么?事實上，以上所闡述的邏輯已為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路，這就是人類會發(fā)展各種各樣的契約結構以抑制交易成本。契約作為整體而存在，一個契約的作用必然要依賴于與其相關的契約，這些契約互相契合、彼此協(xié)調才能達到對人類行為的激勵、保護作用。一個契約整體內單個契約的契合度和協(xié)調度的不同意味著契約結構的相異，而不同的契約結構又意味著不同的契約績效。于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邏輯是，單個契約的績效不僅依賴于其自身的完善程度，而且依賴于契約結構的選擇。而國有經濟正是一種特殊的契約結構。
四、作為合作剩余獲得與節(jié)約交易
成本的“國有經濟契約結構”
經典的經濟學教義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市場機制可以達到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這不僅在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的經典論述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而且在后來的經濟學發(fā)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和拓展。然而，現實經驗卻告訴我們，市場并不總是有效，市場失靈在一定范圍內總是存在。市場失靈是指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在很多場合不能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的情形。
經濟發(fā)展的一個要義是：在爭取合作剩余的過程中防止交易成本(內生)的產生和擴展。根據前文所述邏輯，國有經濟同其他經濟形式一樣，是一種合作剩余獲得和節(jié)約交易成本的契約結構。合作剩余的獲取與交易成本的節(jié)約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是同一問題的兩個側面。國有經濟作為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和不可或缺的一種契約結構，其存在是為了哪些合作剩余的獲取和交易成本的節(jié)約呢?作為與私有經濟共同存在的一種經濟形式，其通常被認為在那些私有或個體經濟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領域發(fā)揮了爭取合作剩余和限制交易成本的作用。具體地，按照既有理論的認識，其在以下幾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提供公共產品。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經典論述中的市場機制不能完善運行，在公共產品領域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使得私人企業(yè)不愿生產或無法生產公共產品，通過國有經濟的形式把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承擔下來就可以實現合作剩余。具有部分公共產品特征的或具有利益外溢性的產品被稱為“準公共產品”，同樣需要國有經濟來提供，如輸電、煤氣、供水、教育、衛(wèi)生等。從理論上講，政府和私人都可以提供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但是私人提供相比公共提供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通過國有經濟的形式來提供準公共產品以獲取合作剩余也就順理成章。
(2)克服競爭失效。市場經濟中有許多因素會削弱市場競爭性。如產品的差別、交易成本阻礙資源自由轉移造成個別廠商壟斷某一地區(qū)市場。此外，規(guī)模經濟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非人為的進入壁壘(Barrier to Entry)，在電話、供電、供水等行業(yè)中，產品的單位成本隨著生產規(guī)模的擴大而降低。新進入該行業(yè)的企業(yè)由于生產規(guī)模較小，其成本必然高于已占領一定市場份額的大公司，從而在競爭中失利，因此在規(guī)模經濟顯著的行業(yè)，特別容易形成壟斷。這為國有經濟進入自然壟斷行業(yè)提供了理論依據。
(3)抑制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對合作剩余的威脅。收入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是內生交易成本的一種重要來源。一般來說，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fā)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
公正。由于外生比較優(yōu)勢的不同，造成各地區(qū)、部門發(fā)展的不平衡和地區(qū)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不平等，而競爭規(guī)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fā)達與落后地區(qū)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貧富的兩極分化極有可能引發(fā)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動蕩。這里，可能發(fā)生的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作為人與人利益爭奪的方式，就是內生交易成本的一個表現。因此，利用國有經濟適當限制貧富兩極分化、進行收入再分配，從而防止?jié)撛诘膬壬灰壮杀景l(fā)生以使合作剩余順利獲取就成為經濟發(fā)展中的應有之義。
(4)參與宏觀調控以穩(wěn)定經濟。市場機制有利于私人決策，然而經濟主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不一致性與信息的有限性使得國民經濟不可能如“看不見的手”中所描繪的那樣運行，這便需要國家實行宏觀調控。國有經濟特別是其微觀典型形式國有企業(yè)，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上的調控。絕大多數國家為了實現擴大社會就業(yè)、縮小地區(qū)差距等宏觀經濟目標都建立了國有企業(yè)，在市場經濟中國家建立國有企業(yè)可以實現市場機制自身不能達到而且政府也難以用其他的間接干預手段來實現的某些社會政策目標，國有經濟更加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在一個國家進入經濟的蕭條時期，通過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尤為重要。
(5)實現國家安全等戰(zhàn)略目標。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和保證國家安全，國家必須采取包括建立國有企業(yè)在內的各種方式來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作為國有經濟控制力量的國有企業(yè)，是國家可以掌握的應付突發(fā)事件和重大經濟風險的重要力量。而且國有企業(yè)是國家戰(zhàn)略性產業(yè)和高技術產業(yè)的主干力量。為建立和發(fā)展國家戰(zhàn)略性產業(yè)和有力地支持高技術產業(yè)的成長，各國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yè)作為這些產業(yè)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這些國有企業(yè)往往體現了國家戰(zhàn)略產業(yè)核心技術水平和產業(yè)國際競爭力。
五、結論
本文通過分工理論、契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為國有經濟刻畫一個邏輯機制，認為國有經濟作為一種特殊的契約結構，是合作剩余獲取與交易成本之間的兩難沖突的產物，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并強調國有經濟在公共產品提供、競爭失效領域、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宏觀調控以穩(wěn)定經濟、國家安全和戰(zhàn)略目標實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國有經濟作為一種契約結構，同樣是不完全的，同樣面臨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必需通過公共代理實現，而代理人在不完全契約下的機會主義引發(fā)的道德風險和代理人的有限認知等同樣威脅著國有經濟合作剩余的獲取。通常而言，這集中表現為“政府失靈”。因此，如何在合作剩余獲取與交易成本節(jié)約的各種資源配置方式中做出選擇應當視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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