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fā)展觀政治論文

　　科學發(fā)展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戰(zhàn)略思想，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有著積極地意義，學習啦小編整理的科學發(fā)展觀政治論文，希望你能從中得到感悟!

　　科學發(fā)展觀政治論文篇一

　　試論科學發(fā)展觀

　　摘要：科學發(fā)展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思維觀念。人的理性思維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經過一個從必然到自由的過程。只有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并在實踐中認識升華，才能到達光輝的頂點。探討人與自然、市場經濟、和諧社會、農民問題和政治改革五個方面的問題，有助于加深對科學發(fā)展觀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

　　關鍵詞：人與自然;市場經濟;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8-0008-03

　　樹立科學發(fā)展觀是一個總的題目，其內含和外延至少應包括五個方面：

　　一、科學地認識人與自然

　　人既屬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獨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威廉・配第說過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所說的土地，應該理解為廣泛意義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對人類并不吝嗇，廣施普渡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墒牵祟惾绻チ丝茖W發(fā)展觀，就會變成貪婪的掠奪式攝取。無限度的開荒造田，煤礦的野蠻開采，森林的亂砍濫伐、廢氣、污水的隨意排放，野生動物的滅絕性捕獵，已經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災難。每一次資源掠奪，自然界都殘酷地報復了我們。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驚的是：為達到上述結果而采取的行動所產生的比較遠的影響，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們常常忘記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為北京知青，自愿到內蒙古邊境的額侖草原插隊，長達11年，最后奉獻給讀者一本《狼圖騰》，道出了驚人之筆。至于我們到底是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這個問題暫可存而不論。但作品告誡我們：大規(guī)模的打狼運動和毀除草原造田，必然帶來嚴重后果。狼雖然吃羊，但也捕殺旱獺、野兔和田鼠，而這些生物都破壞草場。這是一個生物鏈。如果不講科學一味蠻干，就會造成植被破壞，出現(xiàn)大量流沙。姜戎寫的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卻說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輕，并未引起重視，結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塵暴直逼京津、遼沈、河北、山東等地。北京居民一覺醒來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嘆地稱謂：“滿地盡是黃金甲”。遺憾的是老天賜給我們的不是黃金，而是黃土。

　　早在20世紀60年代，發(fā)達國家已經飽受環(huán)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學者把這種現(xiàn)象叫做“環(huán)境危機”，提出了“經濟增長的代價”的概念。我們對這個問題也許初有認識，但遠沒有達到高度重視。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科學觀念，就會后患無窮。

　　二、科學地完善市場經濟

　　實現(xiàn)市場經濟是我們時代的偉大主題?，F(xiàn)在仔細觀察透視，我們的市場經濟的實現(xiàn)還有諸多的障礙性因素。我們雖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還未和國際接軌，計劃經濟的觀念依然頑固。市場經濟不是不要計劃，但既然是市場經濟，計劃就必須適度，更確切地說，不應占主導地位。計劃要站在高處，更廣闊的空間應該留給市場。計劃總是出自政府的計劃，所以，計劃還有一個別名，稱作政府調節(jié)。不言而喻，計劃一定是政府的權力和行為。

　　如果說私有制實現(xiàn)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那么。公有制實現(xiàn)的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就是一個社會史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改革和開放的過程。

　　按說，經過理性思維實現(xiàn)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應該更迅速有效，實際上并不那么簡單。改革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的傳統(tǒng)和偏見，往往比中國古老的社會傳統(tǒng)更為頑固。仔細觀察，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在很多領域仍處在計劃經濟觀念的統(tǒng)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我國多年來盛行的審批制度，或簡稱審批經濟。審批來自權力，所以，審批經濟也就是權力經濟。

　　國家計委雖然幾經易名，現(xiàn)在稱作發(fā)展與改革委員會，但這并非問題的本質。計劃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對，問題在于計劃度有多大，范圍有多廣。一般說來，國家計劃只能顧及大的方面，是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諸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公共目標，國家重大項目。可是，我們目前的情況并非如此，比如項目的審批，可行性研究的下達，企業(yè)的破產、轉讓和上市，都要經過審批。政府行為似乎超出了應管的界限。地方建設的項目，除涉及到自然資源壟斷和國防工程之外，原則上應由地方自定。諸如市政建設、公共交通，用不著都到國家去排隊審批。須知，審批越少，越能促進市場深化。審批經濟還有一個上行下效的效應，也可以說是模仿效應。國家既然要審批，地方政府當然也要審批，結果是層層審批。一項工程要蓋30多個圖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現(xiàn)象，而是掣肘可見。審批是權力的產物，審批遇到障礙往往就要用錢鋪墊，產生權錢交易，打通關節(jié)，疏通關系，這自然就構成腐敗的一個根源。

　　我們經常說在市場經濟中要簡化政府行為，要從指揮轉向服務，要從主角變成配角，可實際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為還在強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還沒有走出權力經濟的桎梏，權力轉移的主要問題來自政府不愿意放棄本來不應屬于政府的權力。我國實行市場經濟到如今，在民營經濟和企業(yè)改造方面已顯見成效，但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審批經濟，至今并無實質性轉變。這是市場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學地實現(xiàn)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實現(xiàn)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與此同時，我們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要素分配論”，并提倡“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經過若干年的實踐，在個人收入分配領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多年的大鍋飯體制的束縛，平均主義的壓抑一經釋放，就變成了一股改變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質力量，收入差別開始形成。收入差距拉開之后，最令人矚目和令人擔憂的是出現(xiàn)了貧富懸殊的兩個群體。

　　1　暴富群體

　　所謂暴富群體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經過資本投入或引進外資通過合法渠道和苦心經營，抓住改革開放大好時機而致富的人;一種是通過權錢交易，“炒批文”、“炒貸款”、“炒產權”、“炒地號”，獲取巨額財富，利用體制漏洞貪污受賄、走私販私、侵害公產、買官賣官。前一種情況，原則上屬于政策允許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過經濟杠桿和政府宏觀調控的辦法去解決。至于后一種情況，則屬反腐敗的范圍，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懲治。

　　2　貧困階層

　　與暴富群體相對應，出現(xiàn)了一個貧困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指企業(yè)改革中的冗員、隱性失業(yè)人員、下崗職工、退休人員、部分吃財政飯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鎮(zhèn)中流動的非城鎮(zhèn)人口、無業(yè)游民，社會應管一時尚無人管的盲目流動人口。據(jù)初步統(tǒng)計，1994年全國城鎮(zhèn)已有2000萬人生活困難。城鄉(xiāng)總和約有近9000萬居民處于待救濟的貧困狀態(tài)。截止目前，大約有1.2億，約占全國人口的10%。

　　鄧小平曾經指出：“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

　　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并不是讓一部分富裕讓另一部分永遠貧困，而是通過先富的人拉動經濟增長，積累國民財富，使全社會富裕，增加貧困階層的收入，在收入差別相對存在的情況下，防止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就是鄧小平所倡導的――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逐步實現(xiàn)共同富裕。”

　　市場經濟的自發(fā)行為，一定會產生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是從封建社會末期就已經呈現(xiàn)出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市場經濟雖然偉大但并非萬能，調節(jié)貧富差距，實現(xiàn)“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必然要依賴政府調控。林毅夫教授曾經提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因為富者太富，而是因為窮者太窮”。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確立一個城鎮(zhèn)最低生活保障線。最低生活保障線在國外稱為“貧困錢”，意指居民收入達到這種貧困程度，社會有義務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會援助。生活保障線如何定位，現(xiàn)在尚無統(tǒng)一說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會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實際。從理論上說，應定在最低工資標準和基本生活保障費用之間。在現(xiàn)有物價水平和實際消費水平的情況下，應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間為宜。

　　四、科學地面對農民問題

　　早在1927年3月，毛澤東同志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過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說，農民問題還是中國的嚴重問題。

　　從國民產值的比重上說，我們已不再是一個農業(yè)國，但就人口和就業(yè)結構上說，我們依然是一個農業(yè)國。中國的人口現(xiàn)在大約有13億，農民就占有9～10億，占總人口的70%以上。在發(fā)達國家農業(yè)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農村人口甚多，中國農戶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頃，美國為195.2公頃，西歐為18～65公頃，日本為1.4公頃，韓國為1.2公頃。這里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和發(fā)達國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發(fā)達的發(fā)展;第二，農民、農業(yè)、農村的發(fā)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瓶頸。

　　中國要實現(xiàn)小康社會，其基本標志是人均收入為800～1000美元。這個目標可以說在城市早就實現(xiàn)了?，F(xiàn)在重要的問題是農村，如果占70%以上的農民收入上不去，這個目標就難以實現(xiàn)。

　　據(jù)調查，1995年的計算結果為農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萬人處于這條線之下。到1997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為5000萬人。這部分人尚不能解決或不能穩(wěn)定地解決溫飽問題。農村的低收入標準，是一個以農業(yè)勞動力為參照系的概念，標準高于貧困線。1995年，農業(yè)勞動力人均收入約為3100元，有的學者認為1240元為低收入線，并據(jù)此估計大約有1億農村勞動者，處在這個標準之下。目前的情況也許有所改變，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時期，我們曾響亮地提出過農業(yè)機械化的口號，改革開放年代，我們又把“農業(yè)現(xiàn)代化”列為四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之后又相繼提出“科技興農”、“綠色農業(yè)”的目標，可惜，至今收效甚微。農業(yè)機械化最成功的例證應屬我們曾經興辦的一批國營農場，崔嵬主演的《老兵新傳》至今還留在歷史的記憶中，那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國營農場固然有經營體制的問題，但大農業(yè)集約化管理的含義并沒有什么錯誤。伴隨著國營農場的解體和聯(lián)產承包：大農業(yè)的問題也隨之消失，這是農業(yè)經營體制轉換中不應該出現(xiàn)的副產品。包產到戶、聯(lián)產承包每戶平均只占0.42公頃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頃，拖拉機一開就到了地頭，這如何實現(xiàn)農業(yè)集約化，如何實現(xiàn)機械化，從而又如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

　　改革開放之后，城市經濟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個“溫州模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曾經出現(xiàn)了一個“蘇南模式”，但對農村經濟發(fā)展來說，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以“包產到戶”為特征的“安徽模式”?？梢钥隙ǖ卣f，這些創(chuàng)造性思維在中國向市場過渡的過程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我們必須學會辯證思維，任何一個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溫州模式”確實使溫州發(fā)跡了，但現(xiàn)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辦，只好到各地去買企業(yè)。“蘇南模式”使鄉(xiāng)鎮(zhèn)富了一陣，但如果總是停留在幾口大鍋、幾把鐵鍬的水平上，又何以謀求更高的目標?“安徽模式”曾經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晨鐘，但現(xiàn)在安徽仍屬不發(fā)達地區(qū)，依然很窮。包產到戶、聯(lián)產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如何適時改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任務。

　　農業(yè)經營模式究竟路在何方?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必須走大農業(yè)的道路，只有大農業(yè)，才能實現(xiàn)集約化、機械化、現(xiàn)代化。小農經濟，只能造就小農意識。只有大農業(yè)，才能造就現(xiàn)代觀念，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五、科學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我國的體制改革，是從經濟領域率先發(fā)起的，經濟決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邏輯的推進，必然引伸出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產生奇效。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曾告誡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條單行道，政治體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臺。從歷史發(fā)展的線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經濟改革引發(fā)出來的，完全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屬于政治學的范疇，但從和經濟體制改革相關的意義上說，則屬于經濟學的范疇。這里從后一種意義上研究政治改革。與政治相關的經濟體制，目前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1　審批經濟

　　審批來自權力。所以，審批經濟也就是權力經濟。審批既然表現(xiàn)為權力，在遇到障礙時往往就要用錢鋪墊，產生權錢交易，打通關節(jié)，疏通關系，這自然就構成腐敗的一個根源。反腐敗不能只是打擊腐敗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絕腐敗的根源，既治標又治本。批地號、批指標、批項目，完全可以通過競標會和采購中心去解決，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須知，審批越少。越能促進市場深化。廢止審批經濟的最大障礙來自政府不愿意放棄本來不應屬于政府的權力，權力轉移又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

　　2　命令經濟

　　命令經濟是格留達在《比較經濟制度》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后來又被艾登堡在《經濟體制》一書中做了發(fā)揮。指令經濟的突出表現(xiàn)是下達經濟指標。在計劃經濟年代這種經濟指標帶有強制性，“愛你沒商量”，無論是城市企業(yè)，還是農村農戶都必須按指標完成任務?，F(xiàn)在我們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但計劃觀念依然頑固。即使是指導性計劃，對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長、總經理，依然是一種強約束。指令經濟的另一表現(xiàn)是政府立項。政府立項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資的項目?，F(xiàn)在的問題在于政府立項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風一樣，到處都是。甚至民營企業(yè)、股份制企業(yè)都要排隊等待立項批復?，F(xiàn)在這種立項制度已經造成了引資障礙，外資機構也學會了看政府批復。市場經濟的規(guī)則應是企業(yè)自行立項，專家審定，這會減少很多麻煩。

　　3　獨占經濟

　　獨占就是壟斷，但壟斷還是不完全意義上的獨占，因為它還可以有一二個競爭者，獨占則是徹底的獨家經營。

　　在計劃經濟年代，很多領域都表現(xiàn)為國家壟斷。在經濟轉型時期，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情況有所改變。但仔細考察，我國經濟目前還存在著大量的國家壟斷。這些領域包括：郵電通訊;金融體系;新聞出版;事業(yè)單位。

　　嚴格的經濟分析表明，國家壟斷即使賺錢用之于民，仍會降低社會經濟效益。“因這將政府企業(yè)以低效率賺的錢用之于民，還不如取消壟斷，發(fā)揮競爭使百姓得到好處來得大”。美國航空提供了明顯的例證：原來由國家獨占的航空，二戰(zhàn)以后出現(xiàn)了“人民快運航空公司”，改變了服務方式，降低了服務費用，票價幾乎降低了一半，滿座率大大上升，結果使國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變運營方式。我國也有類似情況，電訊業(yè)就因多了一家“聯(lián)通”，服務面貌就已大大改觀。日本的國鐵民營化改造，也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例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客觀上要求政府行為的轉變，政府要放棄那些本來不屬于自己的權力，則要求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來得越迅捷、越有效，社會也就越發(fā)展、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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