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政治論文范文

　　中化文明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世界主義主張全人類都屬于同一精神共同體，是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相對立的思想。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中華文明政治論文范文，希望你能從中得到感悟!

　　中華文明政治論文范文篇一

　　中華文明探源隨想錄

　　摘要：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里?中國之前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近些年來，圍繞著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我翻閱資料、實地踏看、請教專家，念茲在茲，確實思考不少問題。有些自以為是的看法就寫成了文章，有些屬于零散、碎片式的認識，不夠系統(tǒng)、成熟，姑且記錄在案，以求受教于方家。

　　茲事體大

　　“中國歷史悠久，上下五千年”――在我們國家，上至國家領導下至尋常百姓，無不以此為榮。直到前些年，我看到一本有關專家、學者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講座上的演講實錄，不禁大吃一驚：國外的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只能從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000年，因為人家是依據那時出現的甲骨文判定的!后來，我又拜讀了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亦斷言：“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再后來，我又看到一些新聞報道，說是河南偃師二里頭發(fā)現了夏代晚期都城的遺址，于是中國歷史又可以向前推到距今4000年了。中國文明史究竟是多少年?3000年?4000年?還是5000年?難道《史記・五帝本紀》和一些相關文獻都錯了嗎?我們在國際上講“歷史悠久”的話是自吹自擂嗎?當下的中國、歷史上的中國“根”在哪里?我們從何而來?又將去向何處?這些問題的解決，其意義再怎么往大處說也不為過。

　　關鍵詞

　　研究文明起源的問題，必須弄清楚一些關鍵詞語，因為它們是前提和基礎。

　　首先是文化、文明和國家。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經常特指精神財富。文明，指人類社會發(fā)展到較高階段的狀態(tài)，與“野蠻”狀態(tài)相對而言。文化是文明的基礎，文明是文化的升華。國際公認的對于文明發(fā)現的標準，主要是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產生、國家制度的建立。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中指出：“在這一系列演變中，社會組織機構方面的變化使得人類文明社會的產生和形成表現為社會形態(tài)上的運動和推移。在這個意義上講，文明社會的到來也就是國家的出現，國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現，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可見，國家體現文明，文明必有國家;文明形成之時，乃國家發(fā)源之日。

　　其次，“中國”的源頭及其演變。“中國”一詞，最早見于中國第一部官方史書――《尚書》的“梓材”篇中，原文講：“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后來隨著所指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義。大致說來，有六種概念：一是指京師(首都);二是指天子直接統(tǒng)治的地區(qū);三是指中原地區(qū);四是指國內、內地;五是指諸夏族居住的地區(qū);六是指華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以上均是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時代，因為沒有文字流傳，所以只能通過后人的相關記載進行分析推演。如《孟子・萬章上》中寫道：“夫(舜)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這就是說，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認為，堯、舜、禹時期的國家就是“中國”。

　　第三，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九五”國家重點文化工程，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tǒng)工程，目標是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并給出大致年表。該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到2000年9月15日通過國家驗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在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基礎上，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是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現已進入項目第三階段。探源工程實施的重點區(qū)域就是豫西的二里頭遺址和晉南的陶寺遺址以及浙江的良渚城址?？梢赃@么說，我們現時進行的中國文明探源，就是尋找文明初始時期的國家――最早的“中國”。

　　陶寺考古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1926年在晉南組織考古發(fā)掘時感嘆道：“臨汾縣(平陽府)，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堯帝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的君王的種種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五十年之后，今之臨汾、古之平陽沒有辜負李老先生杜鵑啼血般的感嘆：“堯――這位‘偉大的君王’建造的‘雛形的城市’石破天驚般地面世了!它，就是陶寺。”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陶寺，這個汾河之濱黃土塬上的村莊，以其一次次的考古發(fā)現地震動了國內外考古界和史學界：王者大墓、早期城址、宮殿區(qū)核心建筑、朱書陶文、古觀象臺，等等，遺址面積達300萬平方米?？茖W測驗證實，陶寺文化距今5000-4000年之間，相當于史載的堯舜禹時期。諸多考古資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堯帝古都”，陶寺遺址成了“堯都平陽”的不二之選。對此，已故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原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一書中寫到：“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也是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民族集團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斷推進民族發(fā)展的奠基石。”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陶寺首先出現了“地中”的標準。那是2009年6月21日，“陶寺史前天文臺考古天文學研究”項目組根據陶寺遺址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圭”和早期天文官墓葬出土的“表”復制品，進行陶寺夏至晷影測量宣告成功，證明該漆桿確系陶寺城址測量日影的圭尺，而其上并不實際應用于陶寺本地的理論刻度No.11長度為40厘米，即1.6尺，同《周髀算經》記載的夏至影長數據完全一致。而《周禮》記載的“地中”標準1.5尺，以此推知《周髀算經》記載的1.6尺夏至影長，乃晉南地區(qū)實測的數據，并被陶寺城址及其前身文化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人們視為地中標準。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工作隊隊長何駑比喻說，這一“地中”的規(guī)定，正如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臺確定的全世界標準時和地球0°經線一樣，是政治話語霸權語境中的人為規(guī)定。要知道，那個時期只有堯舜這樣的帝王才有這種軟實力。因此，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顯示的國家就是中土之國。幾年前，河南省“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大會上通過審議，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隨即寫了一篇題為《喚醒沉睡的“天地之中”》的文章在一些媒體上發(fā)表，呼喚國人勿忘陶寺還有比登封早1300至1500年的“天地之中”，千萬不要輕慢了我們祖先創(chuàng)造的古代文明! 　　“最早的中國”

　　據新華社鄭州11月4日電：記者近日從洛陽市文物局獲悉，洛陽市即將開建偃師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最早的中國”將在原址保護的基礎上得以“原真”呈現。對此，我大不以為然。早在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就以整版篇幅刊載了題為《中華文明探源：形成中國特色的文明表達體系》的文章。該文在沒有全面考證當代考古成果的情況下，就確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最早的中國”。我隨后即以“‘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里”為題寫文辯駁，并把上述文章的作者楊雪梅女士請到臨汾來考察指導，申明自己的觀點。

　　關于河南二里頭文化，該遺址考古負責人許宏先生說：“文明形成的標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二里頭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展現了成熟的文明”。是的，二里頭遺址發(fā)現的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它比陶寺遺址所代表的時期要晚了七、八百年，自然要“成熟”得多了。問題在于，“成熟”的“中國”或“完備”的“中國”并不等于“最早的中國”。打個比方說，如果二里頭這個“最早的中國”是相當“成熟”的話，那豈不等于一個人從娘胎里一生下來就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大姑娘或小伙子了嗎?正如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曾經質疑商文明是中國最早的文明那樣：“中國文明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個白胡子老頭”。如前所述，“最早的中國”的角色確實應當由陶寺遺址來扮演啊。其實，楊雪梅女士在她的文章中說到陶寺遺址時已經承認了：“這表明該區(qū)域可能率先出現了早期國家”，只是表述得比較隱晦罷了。我在《“中國”的源頭究竟在哪里》一文的結尾處寫道：“這樣就會發(fā)現，原來“中國”的形成不是那么遲緩，不是在二里頭標示的夏代晚期才姍姍來遲，而是在陶寺遺址標示的堯舜時期就已經出現雛形了。看來客觀公正的評價考古發(fā)現，乃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關于“古中國”

　　2014年9月16日，山西《發(fā)展導報》以三個整版的篇幅登出該報記者撰寫的文章《運城有什么資格叫“古中國”》。經了解，運城市已將“古中國”作為本市的文化名片，并計劃建造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主題公園。對運城，我是再熟悉不過了，自小在那里長大，后來又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對當地的歷史文化自然崇敬有加。運城歷史確實不同尋常，從考古發(fā)現的180萬年前的西候渡人到史載的“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出現在這里。但是，對“古中國”的提法，我總感到不甚妥當，很有商榷的必要。

　　先說“古”，這個時間概念就不夠剴切。要知道，在我國歷史分期上19世紀中葉以前就稱古代了。那么，這里的“古”，究竟是指什么時候呢?其次，再說“中國”，這也是個模糊的概念。如前所述，先秦文獻中對“中國”有好幾種解釋，這里的“中國”是什么含義呢?是指原始社會末期的國家形態(tài)嗎?如是，則無論如何也繞不過“最早的中國”――“堯都平陽”這一史實。更何況，“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迄今仍無考古資料支持呢。第三，從域名上講，不叫運城叫河東可以嗎?河東總包括臨汾陶寺吧?我看也不行。因為歷史上河東長期代指山西，雖然東周至秦漢時期稱晉南為河東，但自宋以降則改稱平陽了。時至當代，正像把平陽作為臨汾市的代稱一樣，人們都把河東作為運城市的代稱。所以，“河東”在這里還是不能“蒙混過關”的?？偠灾?ldquo;古中國”作為運城市的歷史文化名片確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運城市的歷史文化如何定位為好?我在這里斗膽進一言：可以“舜禹之都・華夏之源”取而代之。“舜禹之都”自不待言，“華夏之源”意又如何?華者，美麗也;夏者，盛大也。華夏所指即發(fā)源于黃河中游晉陜豫三省鄰界區(qū)域的氏族部落，亦即漢民族的前身，所以，“華夏”至今仍為中國的別稱。為什么“禹都”要建在安邑(即運城市夏縣)呢?為什么大禹的兒子啟建立的王朝要叫“夏”呢?因為這里是華夏族的發(fā)祥地啊!2005年的語文高考試題，把運城的中條山和陜西的華山連起來稱為“中華”，認為這就是“中華”稱謂的來源。如此看來，運城稱作“華夏之源”當之無愧，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順風順水的。

　　多元一體的道路

　　中華文明起源的空間與發(fā)展趨勢，歷來有不同的認識。改革開放前，主流觀點是“黃河流域中心”的模式。之后，出現了多種文明化進程的模式，如“滿天星斗說”、“重瓣花朵說”、“六大板塊說”、“兩河流域說”，等等。近些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證實，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黃河流域文明發(fā)展處于龍山時代領先地位，二里頭文化則繼承了陶寺文化的文明衣缽，表明了中國文明核心的形成。于是，“多元一體說”抑或“重瓣花朵說”逐漸成為共識。蘇秉琦先生曾把中華文明比作一棵參天大樹，各地史前文化是這棵大樹的根須，而陶寺所處的晉南一帶則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見《中華文明起源新探》)。這個比喻生動而精當。

　　誠然，史前的中華文明遍布各地，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逐漸發(fā)展起來的。這些區(qū)域文明互相影響促進，不同程度的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最初文明的發(fā)端既是多源的，也是有中心的，其地位并不是并列的，應該是多源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因此，否定各區(qū)域文明的作用是錯誤的，否定“黃河流域中心”賦予中原地區(qū)的后來居上的核心地位同樣是不可取的。

　　“顯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核心在中原形成開始于陶寺遺址，經二里頭遺址至商時期確立，西周時期得到鞏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如是說。這段話是權威性的，同時也是跳躍式的，因為從陶寺到二里頭之間隔過了運城?？磥?，運城的考古任務是相當艱巨的。

　　神話傳說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國內外史學界認為中國文明史在商代之前只是神話傳說時期。郭沫若先生甚至說：“我們中國的歷史素來沒有科學的敘述，一般的人多半據古代的神話傳說為正史，這是最大的錯誤，最大的不合理。”(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我認為，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化了，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

　　其實，神話傳說是有其積極的歷史作用的。馬克思說：“神話是通過人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形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神話是把神人化，傳說是把人神化。由于條件的限制，遠古時期的史實只能通過神話傳說來流傳，神話傳說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反映當時“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的。神話傳說未經考古資料證實時仍為神話傳說，一經證實則成為史實。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上古史就是以考古來印證神話傳說而重建起來的。別的不說，“堯都平陽”不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嗎?李濟先生說得對：“上古的傳說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賬。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

　　我們可以這樣設想，既然堯舜禹時期已由神話傳說變?yōu)樾攀?，那么之前的炎黃時期是不是也有這種可能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延綿不絕，連續(xù)而未有中斷，這與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堯舜時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源、其本應當是炎黃時期。把炎黃時期由神話傳說、古史記載變?yōu)槲镔|文化遺存，正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后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這當然也是一個漫長和艱辛的過程。

　　責任和使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其作用與影響日益顯現。當務之急是把考古成果從田野里、書案上“解放”出來，使之更好地同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陶寺在臨汾，對于臨汾的人們來說既是光榮也多了一份責任，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堯文化理所當然是臨汾市歷史文化的龍頭，臨汾歷史文化的定位應該是：“帝堯之都・中國之源”。有關部門要抓緊申報陶寺國家遺址公園，發(fā)揚光大陶寺考古成果。我們可以通過開展節(jié)慶活動、舉辦理論研討會、拍攝影視片等形式，來弘揚和宣傳堯文化。要把堯文化的元素體現到城市建設中，走進機關、學校、企業(yè)和社區(qū)。堯陵是堯文化的重要載體，應加大資金支持，保證二期工程順利竣工。全力打造“三堯”( 堯都、堯廟、堯陵)文化名片，進一步加大堯文化與旅游產業(yè)的融合力度，促進經濟轉型發(fā)展。領導是關鍵。我們有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只要認識到位，措施得力，堅持不懈，扎實工作，就一定能夠將堯文化變成臨汾持續(xù)給力的新型精神能源和經濟能源。這些事情辦好了，既是落實關于重視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指示，也是對國家、對民族的重大貢獻。

　　(作者系臨汾市人大會原主任、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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