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的論文三篇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任務而規(guī)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的變動來影響和調節(jié)總需求。 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分享的關于財政政策的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財政政策的論文篇一
淺談近十年我國財政政策
[摘要] 1998 年以來，中國財政政策從積極走向穩(wěn)健，又從穩(wěn)健走向積極，經歷了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探索歷程。本文通過橫向與縱向相結合的方式，綜合考察了近十年我國財政政策的背景、具體內容、政策效果，并就政策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加以分析，以期能從中汲取經驗。
[關鍵詞] 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 穩(wěn)健財政政策 政策效果
[論文正文]
淺談近十年我國財政政策
一、亞洲金融危機后的積極財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fā)，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中國經濟出現外貿負增長、通貨緊縮現象。國內，較全面的買方市場造成商品庫存積壓;“軟著陸”后社會總需求疲軟。雖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貸款率，以期用貨幣政策擴大企業(yè)貸款需求、刺激投資，但消費和投資需求均缺乏彈性，政策失靈。
(二)政策內容及成效。
1998 年，針對上述背景，中國政府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1.增發(fā)1000 億元國債用于農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鄉(xiāng)電網、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等方面;向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發(fā)行2700 億元特別國債， 提高國有商業(yè)銀行資本充足率和抗風險能力。
2.調整稅收政策：對涉及房地產業(yè)的營業(yè)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給予減免;就增值稅、營業(yè)稅、進出口稅收、企業(yè)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yè)和外國企業(yè)所得稅及科研機構轉制政策等做新規(guī)定;對涉外稅收政策做適當調整，鼓勵外商投資;恢復征收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拉動居民即期消費需求。
3.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會保障“三條線”、機關事業(yè)單位職工收入、離退休人員待遇;解決國有企業(yè)養(yǎng)老金拖欠問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4.對國民經濟進行戰(zhàn)略性調整：直接投入國債資金，發(fā)展高新技術產業(yè)，改造傳統(tǒng)產業(yè);支持重點行業(yè)和企業(yè)的技術改造;促進國企改革和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成效有： 遏制了經濟增速下滑和通貨緊縮;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失業(yè)率上升趨勢變緩;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更加均衡;總體上實現了經濟增長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
二、由積極財政政策向穩(wěn)健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政策背景。
2003 年下半年， 受世界經濟復蘇和中國加入WTO 等因素影響，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周期上升階段。此時，我國經濟的深層結構性矛盾凸顯：部分行業(yè)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模盲目擴張，致煤電油運供應緊張;農業(yè)發(fā)展滯后，糧食播種面積急縮、產不足需;CPI 波動大，生產資料價格持續(xù)攀升。而積極財政政策無法減輕固定資產過快投資和通貨膨脹壓力。在此背景下，國家采用了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
(二)政策內容及評價。
穩(wěn)健財政政策的內容有如下四點：
1. 控制赤字：適當減少中央財政赤字，松緊適度，防止通貨膨脹擴大和通貨緊縮重新出現。
2. 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適當調減國債項目資金規(guī)模，變依靠國債項目資金拉動增長為自主增長的長效經濟增長模式。
3. 調整結構：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國債項目資金投向結構，財政支出總量基本不變。
4. 增收節(jié)支：一方面，在總體不增稅負或略減稅負的基礎上應收盡收，確保財政收入穩(wěn)定增長;另一方面，嚴格控制支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率。
穩(wěn)健財政政策的實質可概括為三點：一是政府總量擴張的調減和淡出，二是注重結構優(yōu)化，“有保有控”區(qū)別對待;三是抓住時機深化改革、完善管理?？梢姡醒雽嵤┓€(wěn)健財政政策以代替積極財政政策的選擇是客觀的、必然的和符合現實的。
三、2009 年重回積極財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國際市場疲軟、外需不振。國內出口行業(yè)承受巨大壓力，加之投資萎縮，企業(yè)盈利能力下降。中國經濟經歷8 年快速增長后，于2008 年發(fā)生逆轉：以當年前10 個月為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2%，CPI 漲幅達到6.7%，故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增長速度減弱;當年前三季度，我國出口增長率為22.3%，出口增量比07年同期回落4.8%。
(二)政策內容及成效。
2009 年，面對經濟下滑，中國政府重拾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擴大財政公共支出：用于“三農”支出、民生支出、保障性住房和災后重建支出、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等，帶動地方投資和消費。
2.稅收和減費政策：實施結構性減稅，促進稅收制度改革;實施出口退稅政策;實施自主創(chuàng)新和中小企業(yè)稅收優(yōu)惠政策;推進減費政策。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下， 中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放緩：2009 年增速8.7%;國內需求強勁;出口總額由降轉升。
四、十年前后的財政政策對比。
事隔十年，對比兩次積極財政政策，不難看出：
1.十年前，中國經歷了長江流域大洪水和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十年后，中國經歷了汶川大地震和因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海嘯的重創(chuàng)。
2.在 兩次危機之前，中國經濟都曾出現不同程度的過熱、從緊的宏觀政策的后續(xù)效應與外需放慢的疊加，導致經濟寬幅波動。
3.雖然政策上存在積極與穩(wěn)健的區(qū)別，但從本質上看，二者有機結合： 穩(wěn)健財政政策能夠解決積極財政政策產生的未能解決的問題，是對整體促進經濟增長目標的一項調整。因此，再次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同樣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xù)較快增長的政策保障。
4.當前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更嚴峻：資本流動規(guī)模更大;外匯儲備更多;對出口依存度更高。
5.當前的有利條件更積極：國力更強大;外匯儲備更充足;財政資源更雄厚;貨幣依然強勢。
6.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更豐富、力度更大。例如：同樣是加大國債發(fā)行量，當年出現過國債投入候補現象;而這次不僅明確了投資方向，還估算出具體規(guī)模。
五、結語。
我國市場經濟確立至今只有16 年。因此，在重新審視我國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所做的努力時，必須持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實際上是經濟轉型的壓力;政府運用財政手段來調控經濟的經驗是值得肯定的。
財政政策的論文篇二
應對金融危機的中國財政政策評析
【摘要】在分析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基本走勢的基礎上，就我國政府應對經濟下滑實施的一系列財政政策進行政策回顧及實踐效應分析。
【關鍵詞】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稅收政策
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市場疲軟、外需不振，中國的經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壓力，加上投資萎縮，企業(yè)盈利能力下降，中國經濟在經過7 年加速上漲后，增長勢頭在2008 年發(fā)生逆轉。為此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目前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開始顯現，部分地區(qū)和行業(yè)經濟出現企穩(wěn)回升跡象。
一、宏觀經濟走勢
1.消費增長速度趨弱化
以2008 年1 至10 月為例，雖然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2%，但是CPI 漲幅就達到6.7%，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實際增長并不快。以重慶市為例，1 至10 月居民食品類消費價格上漲46.1%，需求彈性小的糧油類和肉禽蛋類上漲高達57.3%、6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4.5%，表面上看消費形式喜人，扣除價格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6%。物價上漲較高直接影響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即期消費和生活質量。作為居民生活首選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數家庭無奈之下只能縮壓其他消費品開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區(qū)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仍趨弱化。
2.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因素
2008 年期間，總體而言既有刺激投資增長的因素，這與地方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以及災后重建等相聯系，也有抑制投資增長的因素，主要與房市股市變化和城市建設規(guī)模、速度等相聯系。此外，資源環(huán)境工作以及對新開工項目的管理，對投資也會形成一定的約束。
3.出口增量明顯回落
2008 年前三個季度，我國出口10741 億美元，增長22.3%，比07 年同期回落4.8%。對美國的出口比07 年同期回落4.6%。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別比07 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 年前8 個月，我國家電業(yè)累計出口250 億美元，增幅比07 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業(yè)的情形也不容樂觀。
二、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
面對經濟下滑，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動經濟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擴大消費;二是通過減稅刺激消費，擴大生產。
(一)財政支出與投資政策
1.“三農”支出
中央財政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支持農業(yè)生產，加快推進農村公共事業(yè)建設，推動農村改革與發(fā)展，著力保障和改善農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農”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別達到7161.4億元和7284.63 億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災后恢復重建投資
在國務院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位列之首。在2008 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災后恢復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資1040 億元的基礎上，2009 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安排9080 億元，增加4875 億元。2008 年和2009 年兩年，中央財政共投入375 億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當于過去10 年總投資的5 倍。理論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啟動的、由中央財政投資帶動的項目，能夠撬動6 至10 倍的資金，那么未來三年，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社會資本在該領域的投資總額將可能達到9000 億元。如果再考慮其對上下游相關產業(yè)的帶動，平均每年3000 億元的投資額還可能會翻一番，帶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
3.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國務院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部和鐵道部表示將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實現投資總額8.5 萬億。比照“十五”期間，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對GDP 的貢獻達到了2%。這一輪的交通基建投資的貢獻率也應該會與上一輪相當。鐵道部估計，僅2009 年計劃的6000 億元鐵路投資，可創(chuàng)造600 萬個就業(yè)崗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達1.5%。
4.地方和民間投資
在中央投資項目的帶動下，1 到2 月份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上升勢頭。但地方和民間投資還沒出現大規(guī)模復蘇跡象。1到2 月份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6.5%，相對去年末上升0.4 個百分點?？紤]投資品價格的大幅下降，實際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投資4486 億元，增長35.6%，增速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 年5 月份以來的最快增長速度;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投資之外的內資企業(yè)，在1 到2月份的投資總額為4577 億元，累計同比增長26.2%，增速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 個百分點，該類投資增速已經連續(xù)五個月放緩，創(chuàng)出歷史新低。民間投資尚未被積極拉動，依然處于低迷狀態(tài)。但在中央項目投資的帶動下，后期地方項目的投資會逐漸跟上，使得后期總的投資增長形勢比較可觀。[論文網LunWenData.Com]
(二)稅收和減費政策
1.增值稅轉型
推進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yè)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yè)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我國從2009 年1 月1日起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據測算這項措施將減少當年增值稅收入約1200 億元，減輕企業(yè)稅負約1233 億元，共減輕企業(yè)和居民負擔約5000 億元。增值稅轉型有利于釋放生產力，促進鼓勵投資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調整，提高經濟效率，但其實施效果往往有滯后性。作為制度性改革，其實施效果的顯現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2.出口退稅政策
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能鼓勵外貿發(fā)展，促進外貿出口保持穩(wěn)定增長。在2008 年下半年兩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基礎上，我國自2008 年12 月1 日起，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有利于緩解外貿企業(yè)資金鏈緊張，并有望進一步減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企業(yè)的壓力。此次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稅率的調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業(yè)的出口成本，提高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減輕庫存積壓。
3.自主創(chuàng)新和中小企業(yè)稅收優(yōu)惠政策
下一步將實施促進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的財稅優(yōu)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yè)融資，促進中小企業(yè)科技進步和技術創(chuàng)新。同時支持重點節(jié)能減排工程建設，支持服務業(yè)發(fā)展。中國還將大力支持科技創(chuàng)新和節(jié)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發(fā)展方式轉變，加大科技投入，促進企業(yè)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4.減費政策
財政部、國家發(fā)改委決定自2009 年1 月1 日起，在全國統(tǒng)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 項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此舉將為企業(yè)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 億元，連同自2008 年9 月1 日起停征的集貿市場管理費和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約170 億元，合計2008 年以來國家采取的減費措施可直接減輕企業(yè)和社會負擔約360億元。此次強有力的減費措施，可進一步減輕企業(yè)和社會負擔，發(fā)揮與減稅政策相同的擴張效應，促進企業(yè)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
三、財政政策的實踐效應
雖然財政政策的運用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準經濟結構中深層次的問題，偏重于結構的調整，因此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其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是深遠的。
1.有效拉動消費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所占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不僅低于發(fā)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國國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整體消費更是呈現不足。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可以使國民收入向普通勞動者傾斜，同時配合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社會保障的覆蓋，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有效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業(yè)走出困境
08 年上半年，全國有近7 萬家中小企業(yè)倒閉。倒閉的中小企業(yè)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qū)，以外向型經濟為主。隨著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及信貸控制的放寬，中小企業(yè)的資金短缺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緩解。
3.帶動地方經濟積極響應
中央財政投入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積極響應，如北京市政府今后兩年將投資1200 億至1500 億，用于加強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城市路網、保障性住房等城鄉(xiāng)基礎設施建設，預計可帶動社會投資1 萬億元;廣東省政府以重大項目帶動社會投資，5 年內計劃投資2.3 萬億元;江蘇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企業(yè)的支持力度，實施總額2200億元的政府主導性項目。
4.有利于社會公平
政府財政支出對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調節(jié)作用，一方面通過對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強化;另一方面通過完善補助政策，關注低收入者群體。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經濟的均衡發(fā)展和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5.有助于產業(yè)結構調整
在深度調節(jié)產業(yè)結構方面，財政政策有著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其能對產業(yè)結構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有針對性的調節(jié)，如利用稅收政策來鼓勵中小企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發(fā)展;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扶持“三農”調整農業(yè)種植業(yè)結構，支持新農村建設等。
6.降低對外依存度
受國際經濟環(huán)境制約，我國政府通過降低關稅和降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且進一步完善企業(yè)稅負負擔，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企業(yè)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符合國內消費需求的產行業(yè)中，從而減輕了國際收支對國內經濟增長、流動性膨脹等的壓力。
四、結束語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國政府對未來進行了積極的預期，重拳出擊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應還未完全顯現。但是，無疑這些舉措對我國經濟頹勢的扭轉，遠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我國的財政處于轉軌階段，由原來的投資性財政向公共財政、服務財政轉移。所以，財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財政改革的實踐取向。相信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世界經濟下滑帶給我國的沖擊，保證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而且也是我國政府運用政策應對危機能力的一次有益體驗。[論文網]
參考文獻
[1]馬洪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09(7)
[2]王一鳴.當前經濟形式的認識和政策建議[J].宏觀經濟研究.2008(8)
[3]薛飛，張建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宏觀政策的分析[J].金融觀察.2008
財政政策的論文篇三
我國財政改革和政策實踐研究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財政改革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排頭兵”，為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穩(wěn)步推進“鋪路搭橋”。九十年代末期以來，在我國宏觀經濟波動調控中，財政政策審時度勢、合理應對，表現引人注目，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fā)展功不可沒。
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財政政策實踐是在財政改革的推進中逐步走上歷史舞臺的。與此同時，財政改革的推進又在財政政策實踐中逐步得以兌現的。財政改革與財政政策實踐相互推動，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承載了沉重的使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近年來，學界對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我國財政改革和財政政策實踐演進歷程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深入梳理、分析，提煉出了一些規(guī)律性的認識。如劉尚希、邢麗[1]認為我國財政改革從讓利放權、到分稅制、再到構建公共財政“的過程其實質是一個對市場功能逐步認識、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重新定位的過程。高培勇[2]認為，我國財政改革的過程就是由”非公共性“財政向”公共性“財政不斷演進的過程。馬海濤，肖鵬(2008)[3]認為，中國 30 年財政體制改革最基本經驗是，政府首先應該清楚自己該干什么、市場能干什么，這是財政體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礎。陳共[4]、郭代模、馬洪范[5]、高培勇[6]等學者對上個世紀90 年代末期以來我國幾輪財政政策的演進特征、基本經驗進行高度概括總結。郭代模、馬洪范認為，我國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逐漸表現出，調控方式更間接、調控工具更多樣、決策更主動等特征。
上述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為本文進一步開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總的看來，現有研究有一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對于財政改革，現有研究主要置于體制轉型研究范疇，很少涉及財政政策調控問題。其次對于財政政策，現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觀調控角度，很少將財政體制放在同一框架下縱覽分析。然而在當前我國正處于轉軌階段的大背景下，財政政策調控效力的發(fā)揮從根本上要受到體制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財政體制改革本身也是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二者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不是將財政政策放置到經濟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就不可能清晰地認識財政政策演變軌跡、準確地把握實踐經驗和規(guī)律特征。鑒于此，本文沿著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推進”市場化“，財政體制改革逐步推進”公共化“這樣一條主線，梳理我國財政政策演進歷程，把握規(guī)律特征、總結經驗、反思教訓，以期對新階段更好地發(fā)揮我國財政政策調控效力提供參考。
二、我國財政改革、財政政策實踐的演進歷程。
根據現代公共選擇理論，政府是一種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而財政則是這種制度安排的金融手段。不同發(fā)展階段，不同經濟背景，不同發(fā)展目標，各國政府對其職責的認識和理解不同，財政活動則表現出各自不相同的特征。
對于改革開放 30 多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學術界通常按照”市場化“程度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78- 1991 年，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階段;1992- 2003 年，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以及以 2003 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為標志至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階段。據此，并按照財政”公共化“推進程度，考察我國財政改革以及財政政策實踐演變歷程，我們將其劃分成三個階段：1978- 1991 年分權化財政體制改革與財政政策概念認識階段;1992- 2003 年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建立與財政政策實踐啟動階段;2003 年 - 至今市場經濟下財政政策運用技術日臻成階段。
1. 分權化財政體制改革與財政政策概念認識階段 (1978-1991 年)。
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都由計劃決定，國有企業(yè)收入全部上繳財政，生產全部按計劃由財政資金安排。政府用集中行政命令的方式組織全社會生產活動，財政收支只是執(zhí)行計劃的具體手段，只是計劃的會計。在這種背景下，基本不存在一般概念上獨立的”財政“活動，當然也就更無從談起財政政策了。1978 年我國開啟了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進程，財政改革必然成為了這場改革的”排頭兵“，新舊體制轉型的”對接口“。
從”讓利“入手，1978- 1992 年期間，我國政府相繼進行了”分灶吃飯“、”利潤留成“、”利改稅“、”稅利分流“等一系列”以讓利、放權“為核心的分權化財政體制改革，打破中央高度集權、財政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計劃經濟體制格局，引入市場經濟運行新機制。
在此期間，我國經歷了 1978- 1990 年三輪明顯的經濟周期：第一輪經濟周期是 1978- 1981 年，第二輪經濟周期是1982- 1986 年，第三輪經濟周期是 1987- 1990 年 (劉樹成，2004[7])，相應的政府進行了 3 次大規(guī)模宏觀調控。在這三輪宏觀調控中，政府仍主要延用計劃經濟時期行政命令加計劃的方式，如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規(guī)模，嚴格控制信貸規(guī)模、對在建項目實行審核排隊、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等?？陀^講，這些方式在這一階段對于穩(wěn)定經濟運行是顯著有效的。
一是因為，這三輪經濟波動更主要是由于國有企業(yè)和地方政府投資需求過快引起的，在當時政企不分的特定歷史背景下，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且見效快。這一時期財政分權化改革，使地方和企業(yè)預算外自有資金猛增，不僅調動了地方政府聚財理財、促進經濟發(fā)展的積極性，使得國有企業(yè)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從未有過的釋放。同時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yè)手中有錢后，在預算軟約束下，從各自的經濟利益出發(fā)，片面追求高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地方政府投資無度、國有企業(yè)盲目擴張的沖動，從而引發(fā)嚴重的經濟過熱問題。對此，政府憑借著對國有企業(yè)的行政掌控權，采用計劃經濟時期慣用手法，行政命令式的急剎車，可謂輕車熟路、經驗豐富，直接且見效快。
例如 1978- 1981 年第一輪經濟周期中，1981 年 3 月國務院作出 《關于加強基本建設計劃管理、控制基本建設規(guī)模的若干規(guī)定》，該年經濟持續(xù)走低，并成為第 1 個經濟周期的谷底。1982- 1986 年第二輪經濟周期中，1986 年 4 月，國務院發(fā)出《關于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的通知》，7 月國務院發(fā)布 《關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模的若干規(guī)定》，經濟增速下降，該年成為第 2 個經濟周期的谷底。1987- 1990 年第三輪經濟周期中，1988 年 9 月發(fā)布了 《關于清理固定資產投資在建項目、壓縮投資規(guī)模、調整投資結構的通知》，經濟開始步入收縮期。1989年 8 月，國務院發(fā)出 《關于進一步抓緊抓好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通知》，經濟急劇收縮。1990 年 5 月，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 《關于 1990 年繼續(xù)搞好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工作的報告》 經濟增速繼續(xù)走低，并形成第 3 個經濟周期的谷底。主要經濟政策根據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20 年大事記》 整理而得。
二是因為，這一時期，民營經濟發(fā)展處于從無到有的起步階段，民營經濟只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補充，國有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市場很不成熟，市場運行機制很不健全。相應的，政府針對市場經濟運行的間接宏觀調控只是處于初步認識階段。控制經濟波動只能主要倚重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不得不提，無論放權，還是讓利，事實上都是以財政上的減收、增支為代價的，這使財政收支運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難境地。中央政府財力嚴重下降，連年赤字，捉襟見肘，在許多情況下維持”吃飯財政“都成為問題，又何談調控效力 (李茂生，1999[8])，這也是無法倚重經濟手段調控經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正因為如此，這一階段沒有形成真正的財政政策調控實踐。從一般意義的經濟學邏輯上看，宏觀經濟調控是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利益機制影響市場主體行為，調控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行動，是一個基于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運行機制尚未形成，又何談政府宏觀調控的概念。
盡管如此，在此期間，政府還是逐步引進了財政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如在 1981- 1990 年整個”六五“、”七五“期間，政府一直控制財政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規(guī)模增速，見圖 1，除1983 年以外，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增長速度一直明顯低于全國基本建設增長速度，其周期性調整始終超前于全國基本建設增速。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過財政手段抑制投資需求過快增長，穩(wěn)定經濟運行的政策意圖還是較為明顯的。同時，在分權化財政體制改革造成中央財政困難日趨嚴重的情況下，1981-1999 年，中央政府還是累計舉借內外債 1008.8 億元，有保有壓、保證重點地全部投入到了農業(yè)、能源、交通、原材料生產等國民經濟重點行業(yè)和重點企業(yè)建設上去，這對于促進產業(yè)結構調整，增強經濟發(fā)展后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 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建立與財政政策實踐啟動階段(1992-2003 年)。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意義非凡，明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因此一般把 1992 年作為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市場經濟階段的分界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為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前提、創(chuàng)造了制度環(huán)境。自此以后，民營經濟由所謂的”邊緣經濟“迅速發(fā)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安排就業(yè)的主要渠道，成為了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根據有關資料，2003 年民營經濟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70%，成為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基礎 (張秀生、海鳴，2007[9])。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極大地促進了市場機制的健全。因為民營企業(yè)能夠對價格信號傳達著商業(yè)信息作出最敏感、最迅速的反應天性，促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供求關系調節(jié)中發(fā)揮出基礎性作用，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與民營企業(yè)形成對照，國有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由于約束軟化，對市場價格信號乃至國家宏觀調控信號缺乏靈敏反應，更可能導致市場經濟失靈。
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在此期間，財政體制進行了兩次根本性的改革，即 1994 年實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和 1998 年開始的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改革。之所以說是根本性改革，是因為這兩次改革觸及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政府職能轉變問題，從根本上改變了政府控制、國家主導經濟運行的傳統(tǒng)模式。
如上所述，之前的分權化財政體制改革，擴大了企業(yè)自主權，增加了地方財力，對經濟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這一階段，總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不明、目標不清，財政改革也就必然沒有明確的目標定位。財政”放權“、”讓利“，能夠且真正放出的”權“，主要是中央向地方下放的財政管理權;能夠且真正讓出的”利“，主要是政府向國有企業(yè)轉讓的利益，打破或改變了的只是中央高度集權的舊格局，卻未從根本上打破或改變國家通過國有企業(yè)”統(tǒng)收統(tǒng)支“、政府主導經濟的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正如洪銀興[10]曾指出的：1978 年我國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初設計就是為國有經濟找個玩伴———市場，調動國有企業(yè)生產積極性。直到 1992 年，之前改革走過的路確實是”摸著石頭過來的“，是民營經濟的高效率讓我們看到了市場的作用，也看到了國有企業(yè)與生俱來的缺陷，是民營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倒逼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走上了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改革之路。
1994 年，在確定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范圍的基礎上，根據財權與事權一致、收入與支出一致的原則，財政進行了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的分稅制改革。這場改革的重點不僅是為了解決由于”放權“ ”讓利“導致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紊亂、中央財政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為建立分級財政提供基礎，為地方財政收支的相對獨立提供一定依據，為中央財政調控提供財力保障。
1998 年趁著實施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之際，我國政府開始了推動財政”公共化“的改革進程。通過財政支出增量拓展和逐漸退出市場競爭性領域支出結構調整的方式，政府職能從”無所不為“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解決社會公共問題 ”有所為、有所不為“轉變，財政職能目標定位從替代市場向彌補市場失靈轉變。至 2003 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求”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標志著我國初步建立起了公共財政體制基本框架。
在此期間，我國經歷了 1991- 1999 年這輪歷時 9 年的經濟周期，以及 2000- 2009 年這輪歷時 10 年的經濟周期的前半周期。政府進行了 2 次大規(guī)模宏觀調控：1992- 1998 年緊縮型宏觀調控和 1998- 2003 年擴張型宏觀調控。也正是在這兩輪宏觀調控中，我國政府首次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國經濟經歷了 80 年代整個 10 年的快速增長期，90 年代發(fā)生了實質性變化，逐漸告別了短缺經濟，越來越多的產品，特別是工業(yè)制成品變得供過于求，出現了大量的產能過剩。據測算，至 1997 年下半年，全國 600 余種主要商品，供不應求的商品僅占 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 66.6%;供過于求的商品占 31.8% (臧躍茹，1995[11])。市場從原來的”賣方市場“轉變?yōu)?rdquo;買方市場“，這意味著，消費者趨向理智，生產者需要加強供給管理，要從單一擴大規(guī)模向集約型調整結構轉變，要迎合消費需求的變化調整產品種類、提高質量。在過熱不再是經濟運行的常態(tài)的新的經濟運行環(huán)境下，政府宏觀調控也同樣趨于復雜，從原來對需求和通貨膨脹的”單向調控“變?yōu)?rdquo;雙向調控“———有時需要抑制需求和通貨膨脹，有時需要擴大需求和防止通貨緊縮，不僅要防”過熱“，還要注意防”過冷“，不僅要控制社會需求總量，還要注意調整產業(yè)結構。1991- 1999 年這輪宏觀調控主要是應對經濟過熱，1998- 2003年這輪宏觀調控則是應對經濟”偏冷“。
經政府治理整頓，上一輪經濟周期在 1990 年觸底，1991年持續(xù)了低速增長的態(tài)勢，但是 1992 年形勢一舉反轉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期，1993 年達到這輪經濟周期的峰值，出現了”四熱、四高、四緊、一混亂“等嚴重問題。四熱是：房地產熱、開發(fā)區(qū)熱、集資熱、股票熱。四高是：高投資膨脹、高工業(yè)增長、高貨幣發(fā)行和信貸投放、高物價上漲。四緊是：運輸緊張、能源緊張、重要原材料緊張、資金緊張。一混亂：經濟秩序混亂，特別是金融秩序混亂。為此，政府主要采用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同時輔以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進行調控。通過提高貸款利息，控制貸款規(guī)模，制止企業(yè)間借貸，清理民間集資借貸等貨幣政策調控辦法，阻斷建設項目的資金來源，使一些項目不得不停建或緩建，有效地控制社會投資規(guī)模。財政政策則通過控制支出規(guī)模，壓縮財政赤字，降低財政支出增速，控制政府投資規(guī)模。經過三年的調控，1996 年成功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這輪宏觀調控標志著我國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方式，基本實現了從行政手段為主，向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重大轉變。
1998- 2003 年的這輪宏觀調控更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宏觀調控實踐，標志著我國財政政策第一次以符合一般概念的財政政策出現，也是我國第一次實行積極財政政策。這輪調控面對的經濟形勢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并逐步占居主導地位，消費短缺逐漸被彌補，1996 年實現”軟著陸“后，我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增長乏力的問題，加上 1997 年下半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引發(fā)了我國第一次的通貨緊縮。但是我國出現的需求不足不屬于經濟發(fā)展高水平下的全面性需求不足，而是經濟發(fā)展低水平下的結構性需求不足，突出表現為：一方面衣、食、住、游和家庭耐用品等”私人產品“供給過?；蛐枨蟛蛔悖硪环矫婊A設施、教育、公共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相當長時期內供給短缺。
為應對經濟增長速度快速回落，央行連續(xù)七次降息收效甚微，面對”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1998 年，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截至 2004 年年末，七年累計發(fā)行長期建設國債總計 9100 億元，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鐵路、公路、道路橋梁，交通通訊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等。每年拉動 GDP 增長 1.5~2 個百分點左右，貢獻顯著 (蘇明，陳少強，2006[12])。經過這輪倚重擴張性財政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整，再加上國際經濟環(huán)境不斷改善，2003 年下半年我國經濟又恢復了高速增長。值得一提的是，這輪財政政策調控實踐，實現了政府職能的全面轉型和財政體制的全面轉型。
3. 市場經濟下財政政策運用技術日臻成熟階段 (2003 年-至今)。
2003 年下半年我國經濟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并且出現了”大落“之后的急轉，經濟增長率快速提高，超過 11%。與此同時，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更加凸現、更為復雜：一方面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另一方面產能過剩矛盾尖銳;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過快，另一方面消費需求增長乏力;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回升，另一方面失業(yè)率繼續(xù)攀升、教育、醫(yī)療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問題更為突出。2005年中央根據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判斷，決定結束積極財政政策，轉而實施穩(wěn)健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取向由以刺激經濟復蘇為主轉向以支持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yōu)橹鬓D變。政府更加注重支持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社會制度的改革，財政更加注重增加用于教育和公共衛(wèi)生等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從而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公平的政策環(huán)境。
2008 年下半年，美國次債危機逐步演變?yōu)槿蚪鹑谖C。受其影響我國經濟形勢急轉直下，l0 月與 11 月份更出現了負增長。為此，國務院果斷決定再次啟動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這一決定實屬艱難，面臨的形勢更為復雜和嚴峻。首先，從外部環(huán)境看，我國從 21 世紀初加入 WTO 以來，已經成為一個高開放度的經濟體，經濟發(fā)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并且以制造業(yè)為主，規(guī)模巨大但多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fā)迅速傳遞到了實體經濟層面，并演化為全球性產能過剩的危機，致使我國外貿出口被迫大幅度削弱，”外需刺激型“或”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其次，從內部環(huán)境看，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末期我國轉向需求不足經濟以來，民間投資與民間消費一直未能有效啟動，居民消費對經濟發(fā)展的拉動一直薄弱。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一輪持續(xù) 7 年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積累了大量政府綜合債務，再次啟動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進一步放大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
盡管如此，在外需拉動作用嚴重減弱的情況下，啟動內需也只能成為中國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2008 年下半年我國政府啟動了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以加大民生工程建設、優(yōu)化經濟結構、促進產業(yè)升級為突出重點，在拉動企業(yè)投資、啟動居民消費上下大力氣。政策工具運用上，既有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值稅轉型、兩稅合一等結構性減稅措施，也有大力投資保障性住房建設、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實施家電下鄉(xiāng)、汽車下鄉(xiāng)促進農村消費等支出安排，可謂是減稅、增支兩翼并舉，幾乎把所有擴張性手段都用上了 (圖 2 為 2009- 2010 年兩年財政 4 萬億國債資金的具體投向)。經過近 3 年的宏觀調控，目前我國經濟形勢明顯好轉。高培勇是這樣形容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的：”2008 年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做到了與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如影隨形，亦步亦趨，主動積極、相機調整“。這足以顯示出我國財政政策運用技術已經日臻成熟。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財政政策演進的主要特點。
從上述我們對我國財政政策實踐歷程回顧中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政策在實踐中經過反復調整、不斷摸索，相機決策能力顯著提高、調控工具逐步多樣化、調控方式有效性逐步增強，取得了許多顯著成就，極大地豐富了財政政策調控理論。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出兩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一是，財政政策從側重運用財政支出調控經濟總量的需求管理，逐步轉向了更加側重運用稅收、支出并舉的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供給管理。
二是，財政政策的實施與經濟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相互作用、相互推進。
1. 財政政策由側重需求管理向側重供給管理轉型。
需求管理政策指的是那些能夠使總需求發(fā)生變動的政策，供給管理政策指的是那些能夠使總供給發(fā)生變動政策。從理論上說，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首先，需求管理政策針對的是消費者，而供給管理政策針對的是生產者。其次，需求管理政策使得價格水平同方向變動，供給管理政策使得價格水平反方向變動。即在經濟處于衰退時期，如果采用擴張性需求管理政策，會使價格水平隨著總需求的增加而上升。而如果擴張性采用供給管理政策，隨著供給增加，價格水平一般會下降，這時總需求量就會隨著價格的下降而增加，于是均衡產出上升，就業(yè)增加。最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調節(jié)購買者的購買力，而供給管理政策主要調節(jié)生產者的積極性。另外，需求管理涉及的是需求總量，難以觸動社會階層間的收入分配結構，需求管理政策的總量特征較強;而供給管理政策恰恰是以激勵生產者積極性，調節(jié)生產者面臨的激勵條件為政策作用重心，能夠綜合運用稅收等政策工具，從總量和結構上對收入分配做出調節(jié)的結構性調控，因而供給管理政策的結構性調控特征更明顯 (劉偉，2010[13])。
具體地作為政府調控經濟兩大手段之一，財政政策是側重用于需求管理，還是側重用于供給管理，要依據不同時期的條件和政府的政策目標而定。一般來說，當經濟總量失衡方向明確，財政政策更側重于需求管理，而當經濟總量失衡方向不明確、不穩(wěn)定，政策總量效應降低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就應該轉向側重發(fā)揮供給管理功能。
2003 年前我國經濟總量失衡的方向是明確的。無論是1998 年之前多數年份，或者表現為短缺，或者表現為通脹的需求大于供給的總量失衡，還是 1998- 2002 年期間表現為顯著欠景氣的需求小于供給的總量失衡，盡管方向不同，但明確。
由此需求管理總量政策的方向也是明確的，或者是總量上的緊縮，或者是總量上的擴張，調控效果較為顯著。如 1993- 1996 年期間，政府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重點放在了控制社會供給總量、治理通貨膨脹上，對 1996 年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起到了重要作用。1998- 2002 年期間為應對需求相對不足，政府轉而實施以增發(fā)國債發(fā)行、擴大財政支出規(guī)模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持續(xù) 7 年擴張社會總需求，對于 2003 年我國經濟成功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功不可沒。
然而到 2003 年之后，我國經濟增長中，總量失衡運動方向變得不明確、不穩(wěn)定了，結構失衡矛盾卻變得更突出、更復雜。不僅在商品市場上結構失衡明顯，具體表現為一般商品嚴重供大于求，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檔產品大量進口、供給嚴重不足。在勞動力市場上結構失衡也同樣非常明顯：具體表現為大量工人下崗、而電子通訊、生物技術、金融機構等領域所需的高水平人才卻嚴重短缺。應對結構失衡若單純依靠調控需求管理這一手，過多地強調總量擴張、刺激消費，不僅難以獲得預期收效，并且還會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壓力 (閆坤、張鵬，2011[14])。
因此，必須轉換思路，將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配合起來使用，增加供給管理手段、加大供給管理力度，才是應對的良方。稅收政策屬于最重要供給管理工具，其主要通過調節(jié)生產者面臨的激勵，引導生產者行為，發(fā)揮著供給管理的功能。與1998 年積極財政政策相比，2008 年以來我國啟動的新一輪財政政策，從以大規(guī)模財政投資為主要內容，轉向以大規(guī)模結構性減稅與有針對性支出并舉為主要內容，正體現出我國財政政策從側重短期”啟動“的需求管理功能，向側重調整經濟結構、提升效率、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供給管理層面的轉型。
2. 財政政策既體現出公共財政的特性，同時又具有體制轉型的特征。
如上所述，我國財政政策實踐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市場化“、財政體制改革”公共“化的推進逐漸展開，并形成了市場型財政政策，因而它既具有公共財政的特性，同時又具有體制轉型的特征。
財政政策不過是執(zhí)行政府職能的手段和表現形式，政府職能決定了財政政策特性。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限定在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失靈范圍內，財政支出的主要投向只能是非競爭性、非經營性、非贏利領域，財政政策體現出明顯的公共特性。從財政政策實踐看，如果說 1998- 2003 年間，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支出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鐵路、公路、道路橋梁，交通通訊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等領域，非公共性質的盈利性、競爭性、經營性投資仍然占有相當大比重的話，2003 年后財政支出主要投向有了明顯的調整，更多地投向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實現了政府職能或財政職能的關鍵性轉型。
同時，根據上述對我國財政政策實踐演進歷程回顧中可以看到，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軌階段，財政政策必須要承擔起必要的轉軌成本，從而使財政政策帶有明顯的體制轉軌的特征。改革開放后，社會保障體制、住房體制、教育體制、醫(yī)療體制等體制的變動，使部分家庭負擔了沉重的體制轉嫁損失，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這對消費造成了明顯的總體性制約 (呂煒、曾蕓，2009[15])。1998 年以來幾輪財政政策調控一直未能達到改變消費預期和消費傾向、激活民間自主投資動力的預期效果，其背后隱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改革，要求政府承擔應該屬于社會公共需要范圍內的職責，”甩掉“不屬于社會公共需要范圍內的職責。但是政府職責調整要有個過渡過程，要等社會逐漸培養(yǎng)起承接能力才可以完成，否則會引起大的社會震蕩。因此，在應對經濟周期性變化中，1998-2003 年財政政策采取了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類似的應對方式，希望通過公共投資的拉動，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和活躍度。而在 2005 年后我國財政政策轉向注重把經濟調控和社會問題結合起來考慮，財政支出中相當高的比例用于國家公務員和企事業(yè)單位職工的公共醫(yī)療費、公共養(yǎng)老金、公共住宅和公共失業(yè)保險補助、城鄉(xiāng)居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的公共補助等方面的內容。2008 年開始的新一輪財政政策更是”從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加大對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財政支出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社會保障甚至處于了主導地位。民生財政成為了我國公共財政特有的基本運作模式(賈康，2010[16])。
四、關于我國財政政策運用基本經驗的幾點思考。
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末期，財政轉向公共財政或市場型財政這十幾年來，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了我國政府把握良好發(fā)展機遇，轉變增長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努力化解社會民生矛盾的重要工具，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亟待科學總結財政政策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概括起來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遵循市場經濟規(guī)律，促進民營經濟發(fā)展，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完成，應該成為財政政策的基本理念?，F代市場經濟是混合經濟，需要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它們各自有各自的性質和功能，應該在不同領域發(fā)揮不同的作用，實現互補。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市場主要是提供私人物品，兩者不能錯位運行。凡是市場能夠發(fā)揮作用的領域，政策的作用就應該是為市場機制更好地發(fā)揮作用創(chuàng)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凡是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必須發(fā)揮彌補作用。但是自 1998 年以來，無論是 1998- 2003 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是2008 年至今仍在進行的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民營資本產生了一定的都擠出效應 (汪海波，2011[17])。在這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財政資金主要是投向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性項目，如鐵路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等。而這些項目絕大多數只是對國有企業(yè)開放，民營企業(yè)幾乎沒有機會得到。也就是說國有經濟是這幾輪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受益者，利潤迅速增加，規(guī)模迅速擴大。民營企業(yè)、中小企業(yè)幾乎沒有得到有力支持，在危機中復蘇的程度遠遠落后于國有經濟，有專家將這一現象稱為”國進民退“ (郭忠華，2011[18])，2005 年后這種逆市場化的趨勢尤為明顯。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逆勢增長，民營經濟明顯萎縮，不僅使我國本不健全的市場機制變得更加脆弱，同時也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相背離。
因此，今后財政政策要轉換思路，政府要讓位于市場，由市場主導經濟發(fā)展，更多在財政政策上體現公平、公正，促進民間投資回歸實體經濟，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和作用深度。從這一角度而言，進一步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仍然是財政政策能否取得突破性成效的關鍵。
第二，財政政策應該將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相結合，財政政策目標定位應該更多地聚集于刺激技術進步，實現未來發(fā)展戰(zhàn)略上。
90 年代初以來，新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對宏觀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新增長理論指出，要使經濟持續(xù)增長，唯一的可能性就在于能否實現持續(xù)的技術進步。在新增長理論看來，以知識形式存在的技術具有一定的公共品的性質，即知識是非競爭性的、一定的正外部性的，要想保證持續(xù)的技術進步，政府就應當實施刺激技術進步的各種政策。有鑒于此，上個世紀 90 年代，克林頓政府把美國財政政策的目標明確、集中定位到了促進新技術的開發(fā)利用、提高美國技術競爭力、實現內生性經濟增長上來。通過傾斜性的財政政策 (包括稅收、財政科研支出、政府采購) 促進形成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yè)群，實現了美國經濟長達十年的良性發(fā)展。2008 年下半年以來，為抑制美國經濟快速下滑，奧巴馬政府沿襲克林頓政府促進”新經濟“發(fā)展的財政政策，大規(guī)模投資信息基礎設施項目，確保”網絡前沿科技“的利用、扶持新能源開發(fā)與應用的產業(yè)實施能源發(fā)展戰(zhàn)略，為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基礎。 (財政部辦公廳、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王桂娟[19])。
相比較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實施領域過于寬泛，帶有”撒胡椒面“的特征 (賈康、劉薇，2010[20])。為保增長，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末期以來，兩輪積極財政政策都將大規(guī)模財政資金投向了便于貿易的基礎設施和實體經濟上。為實現經濟社會發(fā)展協調，2008 下半年以來，財政不僅集中大量財力投到了民生工程，為擴大消費，采取了諸如如家電下鄉(xiāng)、汽車下鄉(xiāng)等財政直補的方式。雖然財政政策手段不斷豐富，但是也存在著財政資金使用過于分散的問題。這給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增加了較大的不確定性。如對規(guī)?；A設施項目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作用并不顯著。再如促消費的財政直補政策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因為消費需求的變動不是消費政策所能左右的，而是取決于收入結構的調整，受誘導的消費需求增長也是不可持續(xù)的。另外，大量促銷擴大低收入群體大件商品消費，在既定的收入格局下，還有可能剝奪其未來發(fā)展能力 (李海聞、楊第，2010[21])。因此，我國財政政策應該適時地把分散的目光聚集起來，從更多地關注當前民生問題，轉向更多地關注未來發(fā)展戰(zhàn)略，系統(tǒng)地運用財稅政策支持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提高，更多地財政資金應該投向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領域。因為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才是實現產業(yè)升級、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
第三，深化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科學改革政績考核體系，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確保財政政策貫徹執(zhí)行。
中國政府最強勢的環(huán)節(jié)是地方政府，不僅是因為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具體貫徹落實，更主要的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效與地方積極性的發(fā)揮狀況密切相關。當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相一致時，即與地方經濟利益最大化、財政收入的最大化相一致時，地方政府積極性極高，就會紛紛響應，中央政策效應就會得到明顯放大。否則，如果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的自主愿望不一致，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就可能受阻甚至擱淺。
1998- 2003 年這輪宏觀調控中，地方政府對于中央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實體經濟投資的財政投資政策積極性極高，紛紛響應。各地方都試圖取得高于其他地方的增長，相互拼投資、拼外資數量、拼 GDP 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猛增暴漲。其后果是，盡管促進了經濟增長，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各地區(qū)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行業(yè)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和違法生產問題嚴重，產能過剩明顯。為此，2004- 2008 年這輪宏觀調控中，又重新采取了以行政手段為主的方式，沒有倚重宏觀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呈現出”宏觀調控部門化“和”間接調控行政化“的特點 (張俊偉，2008[2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2005 年以來地方政府對于中央重點加大衛(wèi)生、教育、研究與開發(fā)、社會保障，支持城鎮(zhèn)保障性住房建設等實現社會公平政策，明顯投入不足，執(zhí)行受阻，尤其是在市縣級基層政府。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上級對下級政府的政績考核和評價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地方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造成的?，F有地方干部政績考核和評價體制以經濟總量的增長、特別是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為中心，導致地方領導為突出政績，只顧追求經濟利益，忽視履行公共服務職責。
二是，分稅制改革后，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長期被擱置，上、下級政府間財權、事權不對稱，基層政府承擔大部分事責，但占有少部分財政資源，導致縣、鄉(xiāng)基層政府財政困難不斷加劇，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公共服務。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加快，基層政府在義務教育、基本衛(wèi)生保健、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中需要承擔的責任進一步增多，使得矛盾進一步激化。
由此可見，許多情況下財政政策思路是正確的，但貫徹實施效果不佳。建立科學改革政績考核體系，充分調動地方履行其公共服務職責的積極性，深化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確?；鶎诱凶銐虻呢斄Γ拍苁关斦叩玫接行У呢瀼睾蛨?zh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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