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筆字行書書法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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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筆字行書書法貼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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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楷的特點

　　行書的魅力關(guān)乎人格的超拔。劉熙載評米書：“米元章書脫落凡問，雖時有諧氣，而諧不傷雅，故高流鮮或訾之。”這“諧氣”指戲謔的意味或習氣，有經(jīng)漫之氣。但小疵不傷大雅，更見性情。行書是“雅逸”之風度、神韻、氣質(zhì)之再現(xiàn)，自然不能僅僅要求點畫之筆筆工穩(wěn)，而重在“勢”、“氣”的連貫，體現(xiàn)出生命色彩。所以，劉熙載在《書概》中的格言“觀人于書，莫如觀其行草”一語最為警拔。因為行書最能看出書家的情性和審美趣味，其韻律和節(jié)奏最能表現(xiàn)書家生命的真實。六朝時期，品藻之風盛行，論書與論人相結(jié)合。論人包括人之外貌、氣色、氣質(zhì)、神采、才情等，都可以在書法的點畫形態(tài)中去觀察。如宋人論陶弘景行書：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身長七尺四寸，神采聳秀，有仙風道骨。讀書萬余卷，善琴棋，工草隸，而行書尤妙。大率以鐘王為法，骼力不至而逸氣有余。然苦心篤志，未嘗懈倦。

　　這里涉及“帖”與“碑”的關(guān)系問題。“帖”最初是指紙本或絹本上的字跡，如行草手札、尺牘，是以非正規(guī)書體(篆、隸、楷之外)的行草為主的書寫形式，用于私人之間的交流和問候等。阮元先生認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后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帖為簡札之類，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刻帖的時期又能轉(zhuǎn)化為法帖，也可刻入碑林成拓片，成為“碑”的形制。在體積上是應(yīng)以小巧玲瓏為主。有人認為《集王圣教序》刻石，是集王羲之簡札而成，應(yīng)仍稱之為帖，不可稱之為碑。這里，是以字體分類，常常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模糊性。

　　而與此有關(guān)的“帖學”，一是指研究考訂法帖的源流、優(yōu)劣、真?zhèn)?、拓本之先后及文字?nèi)容的學科。二是指宗尚法帖之書派，與“碑學”相對稱。一般又稱南派。一般認為，帖與行、草的關(guān)系較為密切。阮元《南北書派論》認為：“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北碑南帖論》日：“是故短箋長卷，意態(tài)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jù)其勝。”雖然對南北分派歷來意見不同，但對“帖”與“碑”的特點作出了相當?shù)慕缍?。鄭孝胥認為：“南朝土人雅尚清談，揮麈風流，形諸簡札，此帖學之萌芽也。唐太宗好《蘭亭》，于是有唐一代書家，無不學王者。蘇靈芝欲展《蘭亭》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書實傷婉麗，所謂俗書之祖也。”看來碑與帖有各自的特點，不能混為一談。

　　許多書家能寫小手札，而無法寫大碑巨碣，失之氣魄和骨力，也有許多書家大書深刻而小字不佳，失之韻味和意趣，都是沒能兼通之故。相對而言，碑帖相濟是比較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