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吾書法作品

　　馮亦吾江蘇沛縣人。原名守道，后改亦吾，亦作一吾，號逸翁，曾任北京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兼評委、北京卿云書畫聯(lián)誼社社長，代表作有《馮亦吾文集》，《書法叢談》，《書法探求》等。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馮亦吾書法作品，希望對你有用!

　　馮亦吾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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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亦吾書法相關信息

　　馮亦吾(1903-2000) 江蘇沛縣人。原名守道，后改亦吾，亦作一吾，號逸翁。1931年考入平民大學新聞系，后應聘《北平晚報》、《世界日報》記者，天津《益世報》特約記者。1933年先后應聘北京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法學院，遼東學院，歷任教員、講師、教授 。1974年退休 。自幼受家庭影響愛好書法，常與啟功、柴德賡等人切磋書藝。主張以唐人法度為起點，上追秦漢，下開宋元，先承襲而后創(chuàng)新。作品以行楷為主，剛?cè)岵⒂?，守法而不拘于成?guī)。作品多次在國內(nèi)外展出或被“北京月壇碑廊”、“山東鄒縣峰山碑林”等處勒刻。出版《書法叢談》和《書法探求》，撰寫了《書譜解說》、《安吳論書注釋》、《書法詩歌選》、《書法名論選》、《書法故事集》和《中國書法史等》，著有《文言虛詞釋例》、《漢魏六朝的賦》等。曾為北京書家家協(xié)會理事兼評委，北京卿云書畫聯(lián)誼社社長。曾任中山書畫社理事，中國書法協(xié)會北京分會會員。一生著作頗本，成績斐然，有《馮亦吾文集》等多部論著。

　　一代大師于右任的學書經(jīng)歷

　　一、于右任的學書經(jīng)歷

　　民國三十八年，于右任隨中樞遷臺。他那深厚的漢魏碑學內(nèi)涵下，所蘊育的真行草各體，氣勢磅懾渾凝，縱橫排蕩，震懾住了每顆熱愛書學的心靈。為當時碑風日熾的臺灣，帶來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時洛陽紙貴，求書者踵接不暇，獲書者視若拱璧。近二十年來，書壇、社會、甚至軍中，許多人沉湎于漢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則直接奉〈標準草書〉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響力，比臺灣三百年來任何書家要光芒萬丈而無遠弗屆。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陜西涇陽，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劉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至于他的治學方式和態(tài)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覽群書，伯母房太夫人督導又嚴格，受益于庭訓多。右任學書的過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隨諸牧兒游走放牧的時光，當時他只要見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會隨手摹擬涂畫，或是拔取冢旁的雜草，捆結代筆，依樣書畫。十一歲進入毛班香私塾，記憶中太夫子毛漢詩喜愛作草書，寫王羲之的「鵝」字，具各種姿態(tài)，幼小的心靈，深受潛移默化。幼年時代的他便以書法見賞于毛班香生。

　　(一)漢魏碑志的搜集鉆研：

　　右任曾經(jīng)說過，他自十九歲開始對書法產(chǎn)生興趣。由于陜西地處中原文化發(fā)祥地，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古代大書家遺留的真跡、碑碣。像民國九年在白水縣史官村出土的〈廣武將軍碑〉，便曾令他雀躍震驚!甚至賦詩贊嘆說：碑版規(guī)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

　　民國十五年，他奉命繞道俄蒙援陜，等到會師中原后，便又往來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種種機會，收買古碑。這種鍥而不舍的學習熱誠，使他的碑石數(shù)目日增，到抗戰(zhàn)軍興，共有三百八十塊，墓志銘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這些珍貴的史學、書學資料，捐贈國家所屬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書學毅力和無私的愛國熱誠。

　　民國十九年，右任賦詩表白了學書的甘苦和執(zhí)著：「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lián)，不知淚濕枕。」這首詩為標草的仰慕者說明了最好的入門途徑;也點出了這段時光他所規(guī)撫的對象，是偏重北碑。案頭常見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禪國山碑〉、〈爨寶子碑〉、〈曹娥碑〉、〈龍門造像〉、〈鄭文公碑〉、〈楊翚碑〉、〈張猛龍碑〉、〈夏承碑〉、〈華山廟碑〉、〈石門銘〉、〈塵鶴銘〉、〈曹子建碑〉、〈大公呂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書，涵育著力鼎千鈞、排山倒海的氣勢，便是早期對漢、魏石刻拓本反復摹，長期醞釀的辛勤與智能的結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國三、四年才真正體會作書的個中樂趣。特別是接觸〈廣武將軍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書的念頭。民國十六年前后，便開始搜集研究前代草書家的作品、書論。至于臨寫，應遲到民國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國文字筆畫繁復，書寫困難，于是成立「草書杜」，期望找出草書「實用目的」廢置的緣由，發(fā)現(xiàn)了后代的草書作者，過于注意美術價值，使寫法不一，愈難辨認。他決定從事「草書標準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書能夠?qū)嵱靡岳煜?，利萬世。事實上，民國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濱(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書寫;可惜后繼無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廣工作，始終不曾中輟。

　　右任至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標準草書杜」的第一階段工作，也是想訂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還曾把〈急就章〉徹底的考證一過，二十三年命劉延濤參與甚至在上海登報征求草書。有人持太和館〈急就章〉〈吳、皇書〉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獲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興奮異常。同年在還獲得甲秀堂殘?zhí)?，?nèi)有蕭子云的〈出師頌〉，雖懷疑是臨索靖的版本，但也極難得。右任在大陸的屬下李楚材曾說：「我在于先生左右時，每見他臨〈出師頌〉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箲摼褪侵傅倪@件藏本。此外又獲得曹子健手稿，鐘繇道德經(jīng)墨跡;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獲索靖〈月儀帖〉墨跡數(shù)字，更為驚嘆!雖然真?zhèn)坞y定，但這些章草的寶貴資料，是每一位草書愛好者所夢寐企求的。

　　民國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請章草名家王世鏜前輩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辦公室、家中書房，從不懸掛他書法，有則王氏的章草。世鏜歿后，他曾有挽詩：「三百年來筆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可說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來，對右任的章草涵養(yǎng)，應是有助益的。

　　標準草書社后來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適用而放棄作整理，但右任對章草已控縱自如，由民國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孫荊山墓表〉、〈孫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趙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獲得證明。

　　(三)帖學的濡染：

　　筆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陸訪問南京書家胡公石、西安鐘明善。鐘氏面告說陜西老書家劉自讀曾經(jīng)親見右任執(zhí)筆作書，說是少年學書自趙孟俯入門，寫得肥而熟。鐘氏也認為趙書下筆神速如風雨，兼具「速、暢、秀、逸」的特色，對右任一生書風的影響是顯見的。筆者以為右任曾領鄉(xiāng)薦，為符合試卷要求，寫過趙體字，應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陸的弟子胡公石則斬釘截鐵說明于師一生不寫「二王﹝王羲之、獻之﹞字：「先生認為像趙孟俯，王鐸等德操，氣節(jié)有爭議性的，字里行間難容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褂谑献郧嗄陼r代開始，民族大義便深植內(nèi)心，或許是因此才不再臨摹「二王」書。

　　書家寇培深曾面告筆者，說是右任渡臺后，才開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據(jù)筆者研究分析，對二王的孺慕，應該提早到標準草書社的第二個編輯階段。前述的〈急就章〉訂定工作放棄后，草書社即在右任的指導監(jiān)督下，從事二王草書的收集、考訂、釋文。先把散見各叢帖和零片的二王草書收集起來，再一字一帖參證、比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書參考資料，但很快的發(fā)現(xiàn)了后世書家，有更進步的草法結體，而標準草書的目的是實用而非美藝;因此，第二階段的編輯成果也被迫放棄了。右任論書最主多讀、多看，雖然一時沒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臨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學的鉆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態(tài)、風神。右任也自述在歷代的草圣中，最欣賞王羲之的筆鋒。

　　草書社的第三階段「千字文」選輯成果，就是現(xiàn)在的標準草書。二十五年七月與劉延濤合編的「識寫分立」的第一本《標準草書》終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說明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選字四原則。他說：「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人無論其為紙帛，烏磚石，為竹木簡，唯期以眾人之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p>

　　而這部集合了歷代草圣智能結晶的「百衲體」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據(jù)。自干嘉金石碑學興盛以來，在漢魏基礎上，能將二王一脈的帖學，融合到右任這樣的意境的，實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這部《標準草書》，受深諳小學的吳敬恒稱譽備至，認為「對中國文字改良之貢獻，為許慎《說文解字》后之第一部書?！?/p>

　　(四)綜合諸家法度：

　　由于稟賦、魄力、努力與眾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獲觀廣博的書學碑帖資料，而悠游眾家精髓的深度，更是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今將異于前論的各種說法分述于后，使后學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書學經(jīng)歷和內(nèi)涵。

　　書家李超哉于民國五十七年發(fā)表《八法仰宗師》文中載道：「于先生的字.....據(jù)他自己告訴我，得力于褚河南實多?！估钇胀碛锌捶?，認為恐李超哉誤記或于氏不經(jīng)意之言。確實，以他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懷素、顏真卿的影響要超過褚遂良許多。

　　臺邑名詩書家林熊祥在《書學原論》中說：「顏真卿盤石令張令曉誥身，......諦玩其筆劃則綿里裹針，......昭代于右任先生筆意時有與此相通者?！埂竿蹰L者墓志，......顧氣勢較為雄邁，.......其用意之新穎，于右任先生與之頗有相通處?！?/p>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陜西李楚材又說道：「于先生青年時代在上海辦報之際，專習北魏碑帖，并精心臨何紹基的書法，尤其臨何收藏的〈張黑女墓志銘〉十分神似;并以何紹基入手，臨寫〈石門銘〉及〈龍門二十品〉。」這種說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決，二者指出右任對何紹基的筆勢和(張黑女墓志銘)的藝術道詣，向來不甚留意，絕不可能據(jù)以為書學根基的。

　　此外，秦漢磚瓦、漢簡流沙、唐經(jīng)石窟等都是參考的對象。其中以敦煌、樓蘭、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簡，法度最為嫻熟。民國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將舊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fā)掘的居延木簡予以出版，右任為此曾賦詩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見居延簡，相待于今二十年，為謝殷勤護持者，亂離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編輯標草時，便極渴望一睹居延漢簡，作為整理草書的參考資料，無奈不能如愿。歷經(jīng)二十年后，終于得以將居延漢簡的神韻融入自己的草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