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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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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

  就因為你出身不好,就注定比別人要低一等嗎?不!出身你無法改變,但命運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同樣可以去追求成功。學習啦小編精心為大家搜集整理了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篇1

  他出生在四川,是窮孩子出身,初中畢業(yè)就外出打工。

  1997年7月,他應聘一家房地產代理公司的發(fā)單員,底薪300元,不包吃住,發(fā)出的單做成生意,才有一點提成。

  上班第一天,老板講了很多鼓勵大家的話,其中一句“不找借口找方法,勝任才是硬道理”讓他印象深刻。

  上班后,他勁頭十足,每天早晨6時就出門,晚上12時還在路邊發(fā)宣傳單。他連續(xù)拼命干了3個月,發(fā)出去的單子最多,反饋的信息也最多,卻沒做成一單生意。為了給自己打氣,他把老板告訴他的那句“不找借口找方法,勝任才是硬道理”寫在卡片上,隨時提醒自己。

  他的業(yè)務漸漸多起來,公司把他從發(fā)單員提拔為業(yè)務員。當時,公司銷售的樓盤是位于北京市西三環(huán)的高檔寫字樓,每平方米價值2000美元。這種高檔房,每賣出一套,提成豐厚。他暗自高興,以為馬上就能做出成績。然而,兩個月過去,他一套房都沒賣出去。

  終于有一天,有一名客戶來找他。他喜憂參半,喜的是終于有客戶,憂的是不知該如何跟客戶談。他臉憋得通紅,手心直冒汗。但是,除了簡單地介紹樓盤的情況外,他不知道再講些什么,只能儍儍地看著對方。結果,客戶失望地走了。

  “不找借口找方法,勝任才是硬道理。”他不斷地給自己鼓勁,開始苦練溝通技巧,主動跟街上的行人說話,介紹樓盤。兩個月后,說話能力提高許多。

  有一天,一個抱著箱子的人向他打聽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在哪里。他熱情地告訴對方,但對方還是沒有聽明白,他干脆領對方去,還幫對方抱箱子。告別時,他順手發(fā)一張宣傳單給對方。那個人很感興趣,第二天就找到他購買兩套房,并說:“我平時很煩別人向我推銷東西,但你不同,值得信賴。”這一單讓他賺到一萬元。更讓他激動的是,他相信自己能勝任這份工作。

  但他的成績并不好,每個月只能賣出一兩套房,在業(yè)務員里屬于比較差的。

  1998年8月,公司組建成5個銷售組,采取末位淘汰制,他處在被淘汰的邊緣。這時他對“勝任才是硬道理”有了深刻認識,要勝任就必須找到好方法。因此,當經驗豐富的業(yè)務員跟客戶交流時,他就坐在旁邊認真地聽,看他們如何介紹樓盤,如何拉近與客戶的距離。他還買了很多關于營銷技巧的書來學習,他學會把握客戶的心理,判斷客戶的需求,實力,每次與客戶交談時都有針對性。他的業(yè)績開始穩(wěn)步上升。

  1999年8月,北京另一家公司到他所在公司挖人,許諾給兩倍于現(xiàn)在的待遇,請他過去。他仔細分析形勢,發(fā)現(xiàn)那家公司精英眾多,自己難以出人頭地,謝絕了對方的邀請。

  “挖人事件”給公司造成很大影響,留下來的人馬上都成了公司頂梁柱,已有兩年經驗的他很快脫穎而出。他的一個客戶想買寫字樓臺,拿不定主意。億知道后,給這個客戶做了一個報告,詳細分析各樓盤的特點,同時告訴客戶,他的樓盤的性價比優(yōu)勢在哪里??蛻糇罱K決定在他的樓盤里買下一個大面積的寫字樓。這一單,賣出了2000萬元。

  后來,他一個賽季的銷售額達到6000萬元,在公司排名第一。按照公司規(guī)定,銷售業(yè)績進入前五名者可以競選銷售副總監(jiān),他決定試試。結果,他成功了。沒想到,第一個賽季結束時,他帶領的銷售組排在最后一名。他在副總監(jiān)“寶座”上還沒坐熱,就被撤了。以往被撤銷副總監(jiān)職位的人,大多選擇離開,因為他們覺得再也沒有顏面當一名普通銷售員。他卻想,自己被淘汰,完全是因為自己還不勝任,從哪里跌倒,我偏要從哪里爬起來。

  重做業(yè)務員后,他調整心態(tài),和從前一樣拼命工作。2003年最后一個賽季,他又拿到全公司第一,再次競選當上銷售副總監(jiān)。這一次,他一上任就開始精心培訓手下的員工,將自己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他說:“只有大家都好了,我的境遇才會更好。”結果,這個賽季結束,他的組取得很好的成績,銷售額達到八千多萬元,租賃也達五千多萬元。

  此后,他所帶團隊的業(yè)績一直名列前茅,他的收入自然提高,每年的收入都在100萬元上。

  他叫胡聞俊,那個告訴他“勝任才是硬道理”的老板是潘石屹。

  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篇2

  一個美國青年,家里十分貧窮,一日三餐都勉強維持,更別說像樣的衣服了??墒牵@個青年卻有著在一般人看來不切實際的夢想,那就是當演員,成為明星。親人和朋友都非常不理解他,連身上全部的錢加起來都不夠買一件像樣的西服,又如何能拍上電影。

  那個時候,好萊塢共有500家電影公司,青年逐一記下來,然后根據(jù)自己認真劃定的路線與排列好的名單順序,帶著自己寫好的量身訂做的劇本前去拜訪。但第一遍下來,所有的500家電影公司沒有一家愿意聘用他。

  500家公司全部拒絕他,這種事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恐怕就此罷手了。然而這個青年并沒有放棄,他從最后一家被拒絕的電影公司出來之后,又從第一家開始,繼續(xù)他的第二輪拜訪和自我推薦。

  然而同上一回一樣,500家電影公司依然全部拒絕了他。于是,青年又進行了第三輪、第四輪。終于,當拜訪完第349家后,第350家電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答應愿意讓他留下劇本先看一看。

  青年苦苦等待了數(shù)天后,被公司請去詳細商談。就在這次商談中,這家公司決定投資開拍這部電影,并請這位年輕人擔任自己所寫劇本中的男主角。

  電影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它就是《洛奇》。影片講述的是一個下層社會的不起眼人物,他的生活波瀾不驚,平淡無奇,本人也似乎顯得有些木訥古板,從表面看他沒有什么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但當世界拳擊冠軍決定把他視為提高自己聲譽的沙包時,他內心那股永不服輸?shù)木癫疟砺稛o遺,艱苦的訓練證實了一個男人在面對巨大壓力和挑戰(zhàn)時所應該體現(xiàn)的精神。與世界冠軍對戰(zhàn)的結果固然是失敗,但那種精神卻讓他贏得了榮譽。

  而這位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導演、制作人兼作家——席維斯?史泰龍。

  出身不好卻成功的例子篇3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里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恒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煉他和弟弟。小學10歲時,父親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了優(yōu)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后,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后,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小學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里,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學畢業(yè)后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復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復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guī)律。

  初二時,違規(guī)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初二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過度鍛煉出現(xiàn)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tài),于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yè)旅游,大大開拓了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里,除比賽、集訓、報紙???,不管雷風大雨甚至臺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后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托福幾乎考了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后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xiàn)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后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后到田徑場鍛煉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于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tài)努力學習,三個月后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高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注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盡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家庭擔憂。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報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只花了50分鐘,還剩20分鐘??荚嚱Y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shù)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tǒng)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說,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家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lián)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后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xié)會會長,現(xiàn)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yōu)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fā)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制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家、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yōu)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tài)。最后,父親的公司終于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盡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臺風,從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余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F(xiàn)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guī)е艿芎兔妹萌ジ浇拇蟪衅穱L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后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里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高考,兩個月后,成績從全班倒數(shù)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fā)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zhí)貏e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

  這樣過了5年?,F(xiàn)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xù)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xié)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圣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xié)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fā)言人、主持人,據(jù)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xié)調和溝通對方的意愿。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復一遍。言談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么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隊伍里。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溫家寶,下至北京地鐵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么不遵守交通規(guī)則,以及貴州山區(qū)的貧困。“比如我去貴州畢節(jié)地區(qū),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shù)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了解農村怎么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臺的節(jié)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了——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xiàn)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xié)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xiàn)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寫稿子,他的賬戶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么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tǒng)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梁,我生活里跟媒體的關系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奧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奧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奧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于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著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后7點看《新聞聯(lián)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家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了去了,只不過在這里,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說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游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扎堆兒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游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談聊天。他曾經興致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fā)現(xiàn)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大家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不屬于這個群體,即便是有一個小小的空閑,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tài)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于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邊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么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獲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zhàn)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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