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

　　“南有精武會，北有武士會”。民國時期，成立于天津的中華武士會與成立于上海的精武體育會遙相呼應，是當時中國最為著名的兩大民間社會武術組織。兩者都因其為中國武術的大普及、大發(fā)展做出的突出貢獻而在武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精武體育會活動不斷，其影響進一步擴大，其作用更加凸顯。與之相比，中華武士會的活動則黯然失色的多，這顯然與其歷史地位及目前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體育與文化強國建設以及天津的文化強市建設等是極不相稱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專門您整理好的：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1 中華武士會的前身

　　一百多年前，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內(nèi)憂外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此時，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國向何處去”成為炎黃子孫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于是，革命救國、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學術救國、軍事救國等多種救國方案應運而生，“體育救國思潮”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出現(xiàn)的救國方案之一。該思潮認為體育與“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不武者不足以為國民”、“強國之道，體育為先”、“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從而將體育提升到強種、救國的高度。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伴隨著西方“洋體育”在中國的普及和發(fā)展，中國的“土體育”、民族傳統(tǒng)體育亦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其中作為民族傳統(tǒng)體育“明珠”、“中國人存在方式”、“中華民族名片”的武術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被一度作為“國術”來看待。

　　“人不可以無學，學又不可以無會，不學則孤陋寡聞，無會則團體渙散。”伴隨著近代西方體育活動的蓬勃開展，跑馬會、足球聯(lián)合會、萬國象棋會、體育聯(lián)合會、體育會、體操會等體育組織紛紛建立起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09年，在河北武術家李存義、劉文華的推動下，直隸教育家張恩緩(字澤儒)與同鄉(xiāng)好友、著名實業(yè)家、晚清武進士杜曉峰聯(lián)絡河北深縣籍退役軍人在天津建立了同鄉(xiāng)會組織——軍人會，不斷開展武術交流活動。兩年后的1911年，李存義又聯(lián)合張占魁、李瑞東等人在天津三條石創(chuàng)辦了中華武術會，有組織地傳授中國武術。

　　軍人會和中華武術會均與中華武士會的主要創(chuàng)辦人李存義密切相關，這兩個組織為后來的中華武士會培養(yǎng)了大量的人才。因此，軍人會和中華武術會可看作是中華武士會的前身。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2 中華武士會的創(chuàng)辦

　　1905年8月20日，為反帝反封的斗爭需要，孫中山、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發(fā)起成立了以“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中國同盟會。1912年1月13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會在南京設立總部，在國內(nèi)公開身份。1912年2月，面臨辛亥革命后的形勢，孫中山?jīng)Q定籌建中國同盟會燕支部。是月，張繼來到王葆真的住所，送達了孫中山委任王葆真和吳蓬仙籌備中國同盟會燕支部的委任狀。幾個月后，燕支部籌備就緒，張繼為燕支部部長、王法勤為副部長、郝濯任總務部主任、王葆真任政治部主任。1912年，在孫中山和黃興的支持下，宋教仁發(fā)起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出席，張繼支持會議。國民黨成立后，中國同盟會燕支部更名為國民黨燕支部，張繼任部長，王法勤為副部長，共有黨員1046人。

　　“中華武士會的創(chuàng)辦是武術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合力的產(chǎn)物”。在救亡圖存的社會氛圍以及孫中山“強種保國，強民自衛(wèi)”的體育思想影響下，燕支部成員從一開始就熱心于武術運動。這一點，我們從張繼、王法勤、顧德保、葉云表等燕支部成員都是中華武士會的重要骨干就可見一斑。政治家的積極倡導之外，中華武士會的創(chuàng)辦更與教育家和武術家的積極參與有關。清末時期，武術開始被引進到新式課堂的教學之中。如中國最早的政法學校——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校長張恩綬就曾把武術教育引入該校而被有關學者認為“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把武術引進學堂的知識分子”。中華武士會的教務主任李存義和總教習劉殿琛與張恩綬同為河北深縣人。也許正是在張恩綬的影響下，中華武士會的實際主導者李存義和劉殿琛不僅將中華武士會的練習場所放在“公園內(nèi)學會處”，而且中華武士會還“附設武術傳習所”。1912年6月6日的《大公報》之《中華武士會傳習所簡章》顯示：該傳習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發(fā)起，其學科分為速成科和專修科兩種。其中，速成科每日傳習兩小時，五個月畢業(yè);專修科每日傳習兩小時，兩年畢業(yè)。凡在傳習所畢業(yè)者均可得到中華武士會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天津《大公報》先后發(fā)布了《中華武士會公啟》和《中華武士會簡章》。其中，在《中華武士會公啟》中清楚地說明了成立中華武士會的目的：“今同人創(chuàng)設此會，募集擊技名手，廣設傳習所，以求普及，期我國民自茲以往，變文弱之風而成堅強之習，以負我民國前途之重任”。在《中華武士會簡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華武士會的宗旨：“發(fā)展中國固有武術，振起國民尚武精神”，而且對會員條件、入會與出會、職員設置、經(jīng)費等均做出了規(guī)定。

　　1912年6月16日，張繼、王法勤、顧德保[9]等八十余中華武士會的發(fā)起人在天津三條石直隸自治研究會總所召開了中華武士會的“成立會”，并開始“籌議開課事，廣延拳棒擊劍各名師為教習”。中華武士會的成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許多人紛紛報名參加。截止到6月30日，短短十幾天的時間，中華武士會不但“報名入會者約有百數(shù)十人，各教習亦經(jīng)聘訂”，而且“其地址已借妥公園內(nèi)學會處”，“暑假期內(nèi)即可開課”。1912年9月8日下午一時，中華武士會在天津河北公園召開了“正式成立會”，并“兼行開學禮”。自此，中華武士會的活動開始步入正軌。該成立大會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是日觀者如堵，當由到會各會員分班演習槍刀拳棍各技，堪稱絕藝。內(nèi)有來賓一人，年八十四歲，演習刀法腳步手法兩相純熟，眾皆拍掌稱奇”。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3 中華武士會的快速發(fā)展

　　《中華武士會簡章》規(guī)定，中華武士會“每年開春秋兩季大會，是為常會”[15]。按照此規(guī)定，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傳習，中華武士會即于1912年10月28日在天津河北公園內(nèi)學會處組織舉行了盛況空前的秋季大會。這次大會“觀者千余人，首由干事張澤儒(恩綬)報告開會詞，繼由干事葉云表報告近日辦事手續(xù)”，然后來自廣東、山東、河北、天津等地的武士“各獻技能，掌聲雷動”，其中“尤以廣東盧杰之君舞鐵線拳及長桿工夫為純絕，武清縣之太極拳更屬文雅”[16]。值得一提的是，為籌集此次活動的經(jīng)費，李式太極拳創(chuàng)始人、“性忠厚，尚義氣”、“尤好布施”有“小孟嘗”之稱[17]的天津武清人李瑞東賣掉了自家在武清城關的200畝好地，其精神值得我們銘記。

　　中華武士會成立(尤其是秋季大會)后，要求到中華武士會習武的人越來越多，中華武士會不得不設立分會，且出現(xiàn)了“數(shù)月以來，遠近聞風而起，分會林立”[18]的局面。與中華武士會在各地設置分部相應，京津各校紛紛到中華武士會聘請老師教授武術。其中1913年，李子揚、李劍秋分別被受聘到北洋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正是在這一年，中華武士會干事葉云表(國民黨燕支部成員)到日本留學，并邀請郝恩光到東瀛成立了中華武士會東京分會，在日本傳授形意拳術。

　　需要注意的是，為振奮民族精神、推廣武術運動，中華武士會會員入會僅要求申請者“年在十五歲以上，籍為中華國民而品行端正者”、“經(jīng)本會會員介紹”后“納入會金五角”即可。會員入會后，練習武術的學費是每月一元，另繳納“會費一角”，就再也沒有其他的費用。這就給中華武士會的運轉(zhuǎn)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一開始中華武士會的維持“皆賴同人捐助之力”，另外還有一點“教育上之補助”及“機關略為補助”，“然為額甚少，不能久持”。為此，中華武士會不得不在1913年3月7日的《大公報》上發(fā)布《武士會募捐》公告，“敬求各界先生解囊相助，積少成巨，以使尚武精神日益膨脹，積成強健國家。”

　　盡管經(jīng)濟拮據(jù)，但中華武士會在社會各界朋友的大力幫助下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1915年10月，經(jīng)中華武士會會員選舉，天津商會的卞月庭和楊曉林分別被推舉為中華武士會的會長和副會長(李忠元為教務主任、李彬堂為教員)。1916年4月，中華武士會傳習所?？瓢嗍讓卯厴I(yè)典禮在天津河北公園舉行，王恕、楊琪、閻道生、羅斌、胡崗等五人順利畢業(yè)。畢業(yè)后，五人均對中華武士會的發(fā)展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4 中華武士會發(fā)展的鼎盛時期

　　1916年6月6日，竊取革命果實的袁世凱去世后，中央政權由袁世凱的干女婿段祺瑞把持，是為皖系軍閥專政時期(1917年7月至1920年7月)。對中華武士會而言，191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該年正月，中華武士會的主要襄助者李瑞東煤氣中毒去世。同年5月，主持校務的李彬堂應山西督軍閻錫山之邀，到太原工作。但隨后被閻錫山幕僚陷害抑郁成病。此時70歲的李存義不得不函調(diào)在云南鄂軍中的弟子李星階來津主持中華武士會會務。

　　1918年，中華武士會終于迎來了發(fā)展的大好時期。該年，李星階協(xié)助李存義不但利用天津博物館開成立展覽大會的機會，召集三百多位武術家來津表演，進一步擴大了中華武士會的影響，而且還適時調(diào)整了立會宗旨，并通過參加北京的萬同賽武會，進一步提升了中華武士會的影響。至此，中華武士會的發(fā)展進入到鼎盛時期。

　　4.1 中華武士會對立會宗旨的調(diào)整

　　武術進入學校是近代中國教育發(fā)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早在1908年，就有人發(fā)出了“欲求強國，非速研究此術(武術)不可”、“今日主持國是者與教育家，皆不可不棲神營心于此”[23]的呼聲。1911年6月，中國近代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時稱“中央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通過的17件決議案中，有兩件(《請定軍國民教育主義案》和《定軍國民教育主義案》)與體育有關，其中在《定軍國民教育主義案》中明確地提出“高等小學以上空兼習拳術”的要求。正是在眾多教育家和有識之士的努力下，1915年4月北洋政府在天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上通過的《軍國民教育施行方法案》中要求：“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此項教員，于各師范學校養(yǎng)育之。”此后，關于學校“加授武術”、“提倡武術”的決議案不斷。

　　教育部明令武術進入學校后，中華武士會成員進入學校教授武術的人員明顯增加。此時，韓慕俠進入南開中學，王俊臣、李劍秋進入保陽(保定舊稱)陸軍學校，李彬堂進入山西國民師范學校，李星階進人直隸一中(鈴鐺閣中學)，靳云亭進入工藝學堂和育德學校，秦月如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劉鳳春進入北京體育學校，李玉琳進入扶輪中學等傳授武術。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武術的體育功能日益彰顯。適應新的形勢，1918年，中華武士會適時地將創(chuàng)會初期的宗旨“發(fā)展中國固有武術，振起國民尚武精神”調(diào)整為“傳習中華古有之武術，鍛煉國民之體魄”。

　　4.2中華武士會參加北京的萬國賽武會

　　1918年9月14日，俄國大力士康泰爾來到北京在中央公園舉辦萬國賽武會，“天津中華武士會應該會之請，由總教員李存義約同師弟張占魁、劉殿臣及門人程海亭、王亦韓先期到京接洽”，“磋商比武條件”，“大力士擬角力，不限時間，必以將敵人攜起抱持至三分鐘者為勝。王亦韓亦提出條件，謂雙方比較須決勝負于五分鐘內(nèi)，死傷無論”。正當雙方爭論不休時，中華武士會的人員全體到京并公推出“保定高等師范學校武術教員王俊臣、京西清華學校武術教員李劍秋及張遠齋、韓慕俠四人”“為角賽領袖”[28]。此時，警廳以事關國際、“雙方比武難免意外之虞”，而將“賽武會”改為“演武會”。

　　1918年9月14日晚七時，“中華武士會總教習李存義偕其師弟張占魁、劉殿臣、秦月如暨門人李呈章、程海亭、李星階、李子揚、王俊臣、韓慕俠、李劍秋、王亦韓、韓怡庵、羅仲賢、楊明漪、張世廣、劉楚軒、卞蠡洲、黃健亭、齊勵學、劉錦卿及其小門人王貴臣、靳振起、趙華亭等暨津京保各處門下計共六十余人，到場演練拳術及各種武器者極為歡迎，中以秦月如之龍形撲刀、李呈章之欄門槍、李星階之龍形劍、程海亭之八卦刀、張福仁胡仲三之地趟刀、李子揚之退步劍鎖口槍最為精熟，而李子揚演鎖口槍時，全場一致鼓掌，步軍統(tǒng)領李階平上將尤極口稱道，實驚人之技也。該會演練完畢，俄國大力士康泰爾即相繼登場，舉其最重之鐵球，并用兩丈余長之鐵軌力舉十人，該力士獻技甫畢，中華武士會王貴臣即躍身登臺，將大力士之鐵球輕輕舉起，并用鐵軌力舉十二人，繞社稷壇之匝，觀者莫不揚眉吐氣，鼓掌歡呼。彼貴臣者，固中華武士會程海亭之徒侄也?？荡罅κ恳娭腥A武士會技術之精，膂力之大，均駕伊等而上之，即已十分膽卻，乃由翻譯代達。欽佩中華武士誠意，并聲明不必再行比賽，貴臣既退”[29]，此次演武“至八時半奏樂器散會”，“次日賽武會即奉令停止”。

　　本次演武，中華武士會成員大獲全勝。按照規(guī)定，賽會所備大小金牌十一座應歸中華武士會所有，但該會執(zhí)事李稚蓀僅將大金牌恭送至華興旅館，獻于武士會總教習李存義手中，而小金牌十面因趕制不及，由李稚蓀、盧夢顏兩人擔保到津制辦后補送給中華武士會[31]。

　　這是一場令康泰爾心悅誠服的比賽，歸國前康泰爾特意投書天津《益世報》，表示出對中華武士會絕技的欽佩，同時不加掩飾地對腐敗的中國官場進行了批判：“鄙人遠來貴國開萬國賽武大會，本欲以角力斗技增美譽而播榮名，不意鐵球鐵軌諸把戲為諸君覷破，以致一鳴殺羽斂翼而退，不敢請試他題，然謂鄙人寡識而退讓，則可謂鄙人貽羞于失敗，則不可緣鄙人雖遠隔數(shù)萬里，稔知貴國事事皆有名無實，警察廳所以保民則反擾民，軍隊所以衛(wèi)國則反亂國，官僚所以敷政治而如散瘟災，政府所以安國家而備施荼毒，開國會代表民意而民意倍見摧殘，稱共和為伸民權而民權愈遭蹂躪，如此種種更仆難數(shù)，總之貴國之事無一名實相副者，鄙人因此以為貴國之武士會亦必如其他各物事，率皆虎皮麟楦徒有其形，雖似磨礪以須，不過銀樣蠟槍頭而巳，故思以假應假博得虛名，名盛而利即隨之，己足與貴國偉人相比較，初不意貴會諸君皆能求實認真，高出他界遠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讓成諸君美譽，以稍增貴國光也，謹布片言，諸維朗察，俄國康泰爾啟。”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5 中華武士會的繼續(xù)發(fā)展及停辦

　　萬國賽武會后，來中華武士會習武的徹夜不斷。此時71歲的李存義難以應付，遂隱居于弟子張?zhí)炱赵谟⒆饨绲募抑校腥A武士會事務交由李星階全面負責。

　　李星階負責中華武士會的時期正值中央政權先后由直系軍閥(1920年8月-1924年10月)和奉系軍閥(1924年10月-1928年6月)操縱的時期。該時期，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盡管，1926年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又升格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而成為實際的“國家元首”，但這位“國家元首”備受冷落。去除蔣介石集團控制的閩、粵、江、浙、滬地區(qū)，汪精衛(wèi)集團控制的湘、鄂、籍一帶，馮玉祥控制的陜、甘、豫一帶，閻錫山控制的晉、綏地區(qū)，張作霖實際控制的地區(qū)相當有限。在這種形勢下，各國并沒有給張作霖以支持，就連與張作霖關系密切的日本因欲壑難填亦準備放棄張作霖而改換他人，此時的北洋軍閥統(tǒng)治已面臨窮途末路的命運。

　　在這樣復雜的形勢下，李星階秉承李存義的辦會理念，帶領中華武士會繼續(xù)向前發(fā)展。1922年，上海精武體育會“一為宣傳精武主義，二則以北方為技擊名家出產(chǎn)地，此行并欲訪尋名手，歸任教員”而成立了由三十七人組成的“精武旅行游藝團”北行津京。中華武士會積極與之接觸，從而展開了南北最大的民間武術組織——精武體育會和中華武士會的了解，加強了兩會之間的交流。

　　1922年10月25日，陳公哲、羅嘯敖、翁耀衡、連滟川四人先行離開上海，于10月26日，抵達天津。1922年10月30日，精武旅行游藝團“除盧煒昌君不日續(xù)到，乃有一二人由車行未到外”，其余人員搭招商局“新銘”輪船于10月30 口下午一時三十分全部抵達天津并人住廣東會館。而后“自三十一日夜起，至十一月八日夜，連赴各團體歡迎會及樂舞大會”。上海精武旅行游藝團在天津的十天時間內(nèi)，盡管活動安排相當緊湊，但卻“三訪天津武士會”，兩會進行了深度的交流和溝通。

　　另外，上海精武旅行游藝團還與天津中華武士會的會長李星階有過一次直接的技藝接觸與交流。該次交流發(fā)生在1922年11月4日下午三時，直隸一中在大禮堂開歡迎精武旅行團大會之時。這次大會“到會者本校學生約三百余人，由校長閻潤章主席(主持)”，共包括“開會”、“音樂”(一中音樂團)、“唱國歌”(全體)、“主席致歡迎詞”、“答詞”(鄭福良)、“演說”(陳善)、“音樂”(一中音樂團)、“舞劍”(一中武術教師李星階)、“滬樂”(甘時雨、呂文成)、“粵樂”(精武音樂團)、“操工力拳”(陳善、姚蟾伯、楊深倫、鄭福良)、“大雄拳”(劉占五)、“梅花刀”(李寶英)、“操崩步”(楊深倫、陳善、鄭福良、黃培生)、“偷桃”(黃培生)、“形拳”(楊深倫)、“連環(huán)刮”(羅光玉)、步捶(趙振聲)、少林拳(米劍華)、音樂(一中音樂團)等環(huán)節(jié)。“時至五鐘半，始行閉會云”。

　　經(jīng)查，上述武術表演節(jié)目的隊員中，李星階時任中華武士會會長，陳善(游藝主任)、姚蟾伯(國操主任)、楊深倫/楊森倫(庶務主任，廣州坤維女子師范學校教員)、鄭福良/鄭福康(國操游藝員，精武學校校長)、劉占五(國操教練，上海精武一分會教員)、李寶英(國操教練，上海精武一分會教員)、黃培生(國操游藝員，內(nèi)科醫(yī)生)、羅光玉(國操教練，上海精武三分會教員)、趙振聲(國操教練，上海精武總會教員)、米劍華等均是精武旅行團成員。這場持續(xù)了二個半小時、共二十個環(huán)節(jié)的歡迎會中，有十個節(jié)目是武術表演。

　　在天津、北京期間，精武體育會的陳鐵生除發(fā)現(xiàn)兩地多習練太極拳、八卦掌和形意拳三派外，更欣喜地注意到“津、京各校皆有技擊一門，多列為正課。且各校之技擊，亦以口令指揮，作團體教練”，這一操練方式與精武體育會的“國操”[41]類似，從而使陳鐵生等發(fā)出了“吾道其不孤矣”的感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李景林升任奉軍第二軍軍長(張宗昌為副軍長)。10月底至11月間，李景林占據(jù)天津后，被公推為直隸保安司令。1925年，李景林又被段祺瑞任命為直隸軍務督辦(1925年1月)并兼任直隸省長(1925年6月)。李景林督直后，與李星階成為摯交，對中華武士會多有幫助[43]。但好景不長，1925年12月3日，李景林正式與國民軍[44]開戰(zhàn)。在馮玉祥的指揮下，國民軍兵分南北兩路(國民二軍鄧寶珊部為南路、國民一軍張之江部為北路，另有國民三軍孫岳由陜西赴保定聲援)進攻李景林部，李景林部損失慘重，李景林不得不于1925年12月24日放棄天津，敗走濟南與張宗昌會和[45]。李景林敗走濟南后，天津“武士會竟一變?yōu)轳v軍之區(qū)，朝夕支應，不堪其勞”[46]，此時中華武士會已開始走下坡路。

　　1927年12月3日-10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在南京召開(汪精衛(wèi)受到尖銳指責)，“基督將軍”馮玉祥派“五虎上將”之首的張之江代表自己到南京與會。自此，張之江開始久寓南京。1928年2月2日-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正式召開，以此為契機，蔣介石開始全面壟斷國民黨黨權并繼續(xù)北伐[47]。隨著北伐的節(jié)節(jié)勝利，全國統(tǒng)一的步伐加快。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聯(lián)名通電，宣布奉、吉、黑、熱四省服從國民政府，遵從三民主義。“東北易幟”標志著國民黨完成了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掃除北洋軍閥統(tǒng)治的任務，為國民黨建立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奠定了基礎。此時的張之江在“體育救國思潮”的影響下，于1928年在南京西華門創(chuàng)辦了由國民政府直接撥款的中央國術館[48]，倡導“國術”。此后，各省紛紛響應。1928年12月23日，河北省國術館成立，河北省主席商震任館長，北平警備司令兼陸軍42師師長張蔭梧為副館長，李景林、傅作義、蔣馨山、郭鑄山等為“友誼”(董事)，孫祿堂、于殿鰲等為顧問。中華武士會會長李星階順應歷史的潮流，接受商震的邀請擔任河北省國術館的“教育科主任”[49]。至此，中華武士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其成員一部分轉(zhuǎn)入到中央國術館、河北省國術館、天津市國術館、天津縣國術館等國術館系統(tǒng)中，一部分則或組織起新的武術社團、或加入另外的武術組織、或隱居民間，為中國武術的活態(tài)傳承繼續(xù)做著貢獻。

　　百年中華武士會尋蹤6 紀念中華武士會的系列成果及兩點提議

　　中華武士會是民國時期北方武術的一個重要散地，李存義、李瑞東、孫祿堂、張占魁、尚云祥、高振東、“定興三李”、韓慕俠、郝恩光、程海亭、李書文、黃伯年、霍殿閣、李景林、蔣馨山、孫祿堂、傅淑云、閻道生、褚桂亭、馬鳳圖，李玉琳、陳泮嶺、郝銘、朱國福、趙道新等武術家以及張繼、王法勤、葉云表、張蔭梧、傅作義、卞白眉、卞月亭、馮國璋[51]等著名人士均與中華武士會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都為中國武術的普及與發(fā)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另外，由中華武士會成員參與編撰的《五行拳譜》(黃伯年、李存義)、《形意武術教科書》(張占魁)、《近今北方健者傳》(楊明漪)、《十劍譜》(閻道生)、《保定軍校武術研究社成績錄》(王俊臣、李劍秋)、《形意林泉劍》(閻道生)、《五行連環(huán)拳譜合璧》(李存義、杜之堂)等均屬武術經(jīng)典文獻，值得深入挖掘與研究。

　　可惜的是，中華武士會解體后，其影響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最近幾年，尤其是中華武士會百歲誕辰的2012年，天津、山東、臺灣等地的專家和學者已積極行動起來，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1)臺灣逸文武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近今北方健者傳》、《十劍譜》、《形意林泉劍》、《形意武術教科書》、《武術研究社成績錄》、《太極拳譜十三勢形勢與應用》、《閱廬日記》、《形意拳俠》、《豪英俠士驛津門》等有關中華武士會的書籍。

　　(2)由天津記憶志愿者團隊主辦的《天津記憶》出版了《閱廬日記》(第26期)、《凈業(yè)國技研究社》(第27期)、《中華武士會百年紀念集》(第113期)等專輯。

　　(3)2011年，《霸州文苑》2011年第4期出版了《閻道生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專刊》;并印制了閻道生繪的《閱廬畫集》和《民國初期天津改良年畫選》。

　　(4)2012年9月6-8日，天津市紅橋區(qū)政府和紅橋區(qū)政協(xié)聯(lián)合舉辦了包括“關愛與寄語”、“追憶與緬懷”、“研究與傳承”和“展示與傳播”四部分內(nèi)容的“紀念中華武士會百年系列活動”。

　　(5)2012年9月22日，由天津記憶志愿者團隊和天津市圖書館讀者協(xié)會主辦的“紀念中華武士會百年學術研討會”在天津市圖書館召開，來自天津、河北、江蘇、北京、遼寧、黑龍江、臺灣等地的有關專家、中華武士會傳人等近六十人參加了會議。

　　(6)《搏擊》雜志社2012年第11期出版了山李瑞林、閻伯群擔任顧問，楊祥全、王振良擔任主編的《中華武士會百年紀念專輯》。

　　目前，一支熱心研究、宣傳中華武士會的隊伍雛形已經(jīng)形成，中華武士會主要成員的后人和再傳弟子也在積極的聯(lián)系中，且已達到預期的目的，這些都是很好的開端。

　　當下，中華武士會所處的語境已經(jīng)由近代的“體育救國”演變?yōu)楝F(xiàn)代的“體育強國”、“文化強國”。“救國”、“強國”雖一字之差，但其內(nèi)涵與外延卻有天壤之別。“體育強國”所要求的中國競技體育均衡發(fā)展、切實發(fā)展群眾、社會體育以增強人民體質(zhì)、體育產(chǎn)業(yè)興旺發(fā)達、中國的體育文化在世界上有相當?shù)挠绊懥Φ戎匾笜藢γ褡鍌鹘y(tǒng)體育、對武術、對武術組織等均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當氣也提供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在這種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時代氛圍里，中華武士會應如何作為呢?這是我們在從事中華武術會相關活動時需要認真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2009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主題為《中國武義應該造勢》的文章，文中認為：“長期以來，武術宣傳過于低調(diào)。武術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瑰寶，雖然在自身的發(fā)展和完善上，以及在對外的推廣和普及上，武術取得的成績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但與其應有的地位和影響很不相稱。武術應該造勢，應該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關心武術、關注武術、熱愛武術……雖然武術項目無緣2008年北京奧運會正式比賽，但我們并不氣餒。武術申奧還在積極、穩(wěn)妥地向前推進。在這樣的背景下，武術更要發(fā)出自己響亮的聲音。”這段話用在中華武士會的身上同樣合適。就目前而言，本文認為，中華武士會在“造勢”、“大張旗鼓地宣傳”的同時，還應該注意加強自身“內(nèi)功”的修煉，尤其是應做好如下兩件事：

　　(1)成立中華武士會研究機構，加強與學界的聯(lián)系并定期舉辦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2)進一步加強與中華武士會成員后人及再傳弟子的聯(lián)系，系統(tǒng)收集與中華武士會有關的文字材料、口述資料及實物材料，盡早完成《中華武士會史料匯編》的編纂工作，并在此基礎上爭取盡早撰寫《中華武士會史》一書。

　　只有這樣，中華武士會才有可能在“積極、穩(wěn)妥地向前推進”的同時“發(fā)出自己響亮的聲音”，并從而讓更多的人關心中華武士會、關注中華武士會、熱愛中華武士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