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讀書筆記
散文是在文字發(fā)明以后才產生的，是最適宜于實用的文學形式。下面是學習啦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第一節(jié) 殷商至春秋時代的散文
由于文字的記錄必須有書寫工具，如帛泉紙筆之類。所以散文的發(fā)展雖由于社會生活的需要，卻非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不可。散文發(fā)展的最初階段是很困難的。由于物質條件的限制，在實際應用上不得不力求簡短，以致影響了散文的發(fā)展。后來手工業(yè)逐漸進步，文化工具有了改進，書寫日益便利，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現(xiàn)長篇大論的散文和有組織有系統(tǒng)的散文著作。
六十年前(1898-1899)，河南安陽縣的小屯發(fā)現(xiàn)大量的龜甲和獸骨的破片，上面多刻有古代文字。經過研究后，知道這是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所以我們稱它為甲骨卜辭。甲骨卜辭的發(fā)現(xiàn)，是我國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從中可以看到殷代的生產狀況、社會制度等，對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由于文字的難識和甲骨的破碎與散亂，其中很多記錄不能了解，但也有不少比較完整可讀的句子。例如：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郭沫若《卜辭通纂》
這可以看作一種十分幼稚的散文。
——羅振玉《殷墟書契菁華》
現(xiàn)存《易經》中的卦、爻辭是一種專為卜筮之用的繇辭。其性質同過去的神簽相類似，大概是巫卜之流所編造的為宗教這信服務的書。卦、爻辭的時代不能確定，它們吸收了豐富的生活經驗，似乎經過一段長期的發(fā)展過程才完成的。其中不止一次提到“帝乙歸妹”和“高宗伐鬼方”的事，顯然是殷商的歷史;而《旅》卦“上九”又有“喪牛于易”之文(《大壯》卦“六五”則謂“喪羊于易”)，也隱約看到殷代先世的史影，這可能就是殷的先公王亥為有易所殺，奪其仆(服)牛這一史實的反映。至于卦、爻辭中所談到的各種各樣的刑罰異常殘酷，甚至還有殺人祭祀的跡象，更與殷商對待奴隸的情況相符合。當然也有不少卦、爻辭的內容反映了時代較晚的思想意識，如《蠱》的“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
有些卦、爻辭，尤其是爻辭，在敘述吉兇的事象時，不但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背景，而且語言頗為形象生動，又多用韻。例如：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六二”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上六”
原始社會遺留的野蠻搶婚習慣，《易經》的爻辭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奴隸主攜帶武器，騎著壯大的花馬，搶掠婦女，迫使成婚，明明是強盜行為，卻偏偏說不是。那女子騎在馬上悲哀哭泣，當然是堅決拒絕，后來不知受盡了多少折磨，才終于被逼成親。又如：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離》“九四”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卦辭
困于石，據(jù)于蒺藜;入其室，不見其妻。
——《困》“六三”
一個來不及抵御的突然襲擊，結果房子燒了，人殺死了，遍地都是棄尸了。當然也有逃脫的，或者躲在山巖叢棘之中幸而獲免的。但是戰(zhàn)敗者回到家中，妻子已被搶走了。那時部族間的頻繁的戰(zhàn)爭是非常激烈的。
我國史官建置甚早。周制，王朝及諸侯各國均設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職，大概是繼承殷商舊制而有所損益。據(jù)文獻，古者“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郵《漢書?藝文志》。《禮記?玉藻》稍異。)?！洞呵铩?，下面再談，這里先講《尚書》。
《尚書》即上古之書，從前稱為“書經”，本是記言的古史。據(jù)說原有一百篇，孔子所纂輯，并為之序，恐不可信。自漢以來，《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秦焚書后漢初經師所保存、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古文是武帝時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寫的。古本中有的篇是今本也有的，有些是多出來的，后來都亡逸了。今存《尚書》共五十八篇，除三十三篇為今古文《尚書》所共有，其余都是東晉人所偽造的《古文尚書》，不可信。但即使今文及真古文中的各篇如所謂虞、夏之書，也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肯定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
《尚書》中的《商書》是殷商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可靠的有《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據(jù)周初文獻說，殷先人有冊有典，上述諸篇就是包括在這些典冊之內而被保存下來的?！侗P庚》(三篇)是殷王盤庚遷都前后對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講話，特別古奧難懂。由于臣民反對遷徙，盤庚一再進行說服，把舊都比作“顛木”，把新都比作顛木新生的“由蘗”。他勸告群臣服從王命，要“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他責備群臣以“浮言”鼓動群眾，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那就無法撲滅。又告誡人民要聽他的話，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過去，就會有沉溺的危險。這些從現(xiàn)實生活經驗出發(fā)的譬喻都顯得非常生動。
《尚書》中的《周書》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二十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獻。其中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紂、至牧野誓師之詞;《大誥》是周公將討武庚、大告庶邦之詞;《洛誥》是周公營成周，遣使告卜及與成王答問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遺民之詞;《無逸》是周公誡成王之辭。大概均出于史官之手，其難讀與《盤庚》同。正如韓愈所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周初統(tǒng)治者汲取前朝亡國教訓，頗有敬天保民思想，他們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為鑒?！稛o逸》一篇就是從此出發(fā)的，也是這種思想的集中表現(xiàn)。它告誡成王要念稼穡的艱難，不可貪圖逸樂，要效法文王勤勞節(jié)儉，“懷保小民”，“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這對于過去統(tǒng)治者來說是一種新認識，也是比較進步的政治觀點。《無逸》敘述頗有條理，有層次，從記敘文的結構上看有顯著進步。
《秦誓》是春秋時秦穆公悔過之詞。他因不聽蹇叔之言，“勞師以襲遠”，結果為晉所敗，三帥被俘，“匹馬只輪無反者”。他愧悔之余，恍然于“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和“截截善諞言”的這三種人的區(qū)別和取舍，流露了真實的感情;通篇又始終用對比描寫手法，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進一步發(fā)展。
古代銅器，特別是鐘鼎彝器，上面多有文字，我們稱為銅器銘文或金文。殷商銅器已有簡單銘文，到了周代才日益發(fā)展。這些銘文的內容很復雜，大抵不外有關貴族的事功、訟斷和賞賜等。由于器物的限制，銘文不能過長。但也有三百余字的，如《散氏盤銘》，有近五百字的，如《毛公鼎銘》。銘文一般為散文，但也有用韻文的，如《虢季子白盤銘》：
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這是周宣王時，作器者記他同獫狁作戰(zhàn)立功受賞的事，與《詩經》的《六月》略同。銘文字多難識，又有缺蝕，加以有關當時的名物制度以及這些貴族的生活內容多不易了解，所以非常難懂。
《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這種編年史周王朝和諸侯各國都有，雖然內容不同，一般都稱為“春秋”?，F(xiàn)今流傳的魯《春秋》是經過孔子修訂的。它極其簡括地記載了周王朝、魯國及其他各國的事件，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時，周室不振，諸侯爭霸，戰(zhàn)亂迭起，外族交侵?？鬃訛榫S護周王朝奴隸制的統(tǒng)治，主張尊王攘夷，正名定分，企圖鞏固王朝最高奴隸主政權，使“大一統(tǒng)”局面恢復安定。孔子這種政治主張，通過《春秋》的謹嚴書法，表現(xiàn)出來，在當時是為日趨沒落的奴隸主國家服務的?！洞呵铩酚浭?，語言過于簡單，類似后世新聞標題，只是片斷記錄。亦有記得簡練明白的：例如僖公十六年書曰：“春，王正月，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寥寥十余字，敘述錯落有致，與《尚書》、金文大不相同。
第二節(jié) 左傳 國語
周平王東遷以后，至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急遽變化，階級斗爭復雜激烈，奴隸主貴族日趨沒落，地主階級逐漸興起。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他們都必須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國有大事，互相赴告;會盟朝聘，史不絕書;褒善貶惡，直筆不隱。因此各國史官便自覺地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比各編纂之用。這時候，從前專門記載王朝、諸侯的誥命和大事記如《尚書》、《春秋》之類，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于是產生了以記載各國卿大夫和新興階級的士的言論以及諸侯各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歷史，這就是《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編年史，記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洞呵铩穬H僅是最簡括的歷史大事記，《左傳》則詳載其本末及有關佚聞瑣事。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只用六個字，《左傳》則敘述鄭莊公家庭間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潁考調和莊公母子關系，極其委曲詳盡。前人多說《左傳》不傳《春秋》，《左傳》固然和《公羊》、《彀梁》不同，但其中往往發(fā)凡起例，解釋《春秋》書法，不能說同《春秋》完全無關。
《左傳》的作者，從來說法分歧。司馬遷、班固都說是左兵明，班固并說左丘明為魯太史。唐以后學者多有異議?！蹲髠鳌酚浭碌街遣疁缤鰹橹梗淖髡唢@然是戰(zhàn)國初年或稍后的人。至于這位作者是否魯國太史，別無可考。但必然是一個充分掌握春秋時代諸侯各國史料的學者則毫無疑問。
《左傳》一書，豐富多采。其主要內容不外春秋列國的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的活動及有關言論。其次則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占夢之事，作者認為可資勸戒者，無不記載。由于春秋戰(zhàn)國間社會變革的影響，《左傳》通過人物言行所表現(xiàn)的進步思想是很顯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衛(wèi)人逐其君，晉侯以為太甚。師曠說：“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師曠這番議論，在從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沒有擺脫天道鬼神的觀念，但實際上卻是根據(jù)人民利害來發(fā)表他的政見的。這正如他論石言一樣(昭八年)，都是借題發(fā)揮，給統(tǒng)治者敲了一下警鐘。然明對子產問為政說：“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襄二十五年)逢滑對陳懷公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哀元年)這一系列的民本思想是怎樣發(fā)展起來的呢?大概從殷末到周厲王時，奴隸暴動經常發(fā)生。春秋以來，階級斗爭尤為劇烈。在統(tǒng)治階級里，逐漸有人在實際斗爭中接受經驗教訓，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強大。如果想要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就必須爭取人民。這就是民本思想產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愛國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鄭，機智地以犒師為名，因而保全了鄭國(僖三十三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七日夜哭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竟出兵，敗吳而復楚(定四年)。作者記載這些動人的歷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揚他們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因此，作者還通過羊斟的“殘民以逞”加以嚴厲的譴責：“群之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宣二年)其次是揭露統(tǒng)治者的殘暴和荒淫無恥。例如宣公二年載晉靈公不群，“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衤白)服以戲于朝”。十年，又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如此之類，《左傳》記載不少。體現(xiàn)了歷史家“不隱惡”的思想原則。其次是反對用人祭祀和殉葬的暴行。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作者即借“君子”之言來批評他“死而棄民”，“難以在上”。(文六年)可見作者對野蠻殘忍、滅絕人道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這些在當時也是對人民極為有益的言論。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面，那就是書中對于宗法倫理思想、正統(tǒng)等級觀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揚，都是《左傳》嚴重的缺點。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從文學角度看，是有顯著的特點的：
第一是敘事富于故事性、戲劇性，有緊張動人的情節(jié)。它總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或有典型意義的部分來著重地敘述或描寫，而不是毫無選擇，平鋪直敘。特別是一些內容復雜的事件，好像廣廈千間，各成片段，而又四通八達，互有關聯(lián)。例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的經過，時間既長，故事情節(jié)又非常復雜，而選材布局均極恰當。其中別隗、過衛(wèi)、醉遣、窺浴等段，無不富于戲劇意味，寺人披告密和豎頭須請見的穿插，又使人感到離奇變幻，突然緊張。作者從正面?zhèn)让妫蛎骰虬档孛枥L了許多人物形象，特別是故事中的主角重耳的形象，從一個不諳世事、只圖享樂的貴介公子，逐漸鍛煉得成為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度量的英雄人物。這個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顯然可見的。他如從亡諸臣，曹伯、楚子、寺人披、頭須、介之推以及七個女性，無論正面反面等人物的形象，通過對話和行動一一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最后又一一收束進去，成為一篇首尾完整、結構嚴密、條理井然、脈絡貫通的敘記文。又如寫晉靈公與趙盾的斗爭，其中鉏麑行刺、提彌博獒兩個片斷都異常緊張，變化莫測。類似這種戲劇性的故事描寫《左傳》中是很多的。
第二是善于寫戰(zhàn)事，特別是幾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事寫得最出色。它們的特點首先是對戰(zhàn)爭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則。因此寫戰(zhàn)爭并不單寫軍事行動，常常著眼政治問題，把軍事和政治結合起來。例如長勺之戰(zhàn)(莊十年)，魯弱齊強，曹劌一開口就問憑什么去同齊國作戰(zhàn)。直到聽見莊公察獄以情的話，才說“可以一戰(zhàn)”。城濮之戰(zhàn)(僖二十七、二十八年)，事先著重敘述晉侯種種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戰(zhàn)(宣十二年)，也是先從晉人眼中看出楚國“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與敵。這些問題作者認為是戰(zhàn)勝敵人的關鍵，所以書中幾乎每一次大戰(zhàn)，總是一開篇就暗示出雙方勝敗的結果，表現(xiàn)作者進步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春秋時的大戰(zhàn)，常常有許多小國參加，構成交戰(zhàn)國兩大陣營。其中關系復雜，變化莫測。能否正確運用外交策略爭取與國幫助，是雙方勝負的又一關鍵。城濮之戰(zhàn)，晉國就是利用破曹伐衛(wèi)、激怒齊秦的辦法來孤立楚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此外《左傳》還注意到戰(zhàn)爭的性質，即抵抗的與侵略的，如“師直為壯，曲為老”之類。通過這些敘述，可見作者對戰(zhàn)爭的勝負并不看作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其次是在敘述戰(zhàn)斗的過程中，情節(jié)曲折細致，生動逼真。例如鞌之戰(zhàn)(成二年)一段：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系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馀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血流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鄭丘)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zhí)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這寫齊軍以驕狂輕敵致敗，晉軍以沉著頑強獲勝，是一段有聲有色的文章。原來卻克使齊，為婦女所笑，發(fā)誓說：“所不報此，無能涉河!”他是抱著憤激報復的心情來作戰(zhàn)的。所以血流到腳跟還不肯停止鼓聲，顯得那么堅強。但他身受重傷，實在支持不住了。當此一發(fā)千鈞之際，由于張侯、鄭丘緩的鼓勵，特別是張侯的勇敢頑強，并轡助鼓，終于沖入敵陣，打敗了齊軍。一場驚心動魄、令人興奮緊張的戰(zhàn)斗到此告一段落，以下便是齊軍敗退、晉軍追擊、逢丑父被俘幾個片段，中間穿插齊侯如何脫險逃走，韓厥故意放走齊侯等情節(jié)，都是細大不捐、曲折生動地描繪出來。《左傳》中大小戰(zhàn)役不計其數(shù)，這樣動人的描寫還是很多的。
第三是行人辭令之美。辭令之美就是語言之美。不過辭令雖靠語言來表現(xiàn)，而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出使專對才有說服力。例如燭之武對秦伯說：“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僖三十年)用事勢必然之理來聳動秦伯，秦兵就非撤退不可。又如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說：“傳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文十七年)也是真情至理，委婉中含有巨大威力，使晉人不得不屈服。他如屈完對齊侯(僖四年)，知罃對楚子(成三年)，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前人說，這是當時國史成文，作者不過編次而已，這種情況可能會有，但未必盡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的。至于尋常記言敘事，如叔時諫縣陳(宣十一年)，子罕辭玉(襄十五年)，以及“邢遷如歸，衛(wèi)國忘亡”(閔二年)、“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僖二十六年)、“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宣十二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同上)、“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wèi)其足”(成十七年)等語，無不簡而精，曲而達，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這在全書中更是隨處可見。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周王朝及諸侯各國之事，而主要在記言，故名為《國語》。起于周穆王，終于魯?shù)抗?前1000-前440)。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從此一般都認為《國語》乃左丘明所作。后人以《左傳》、《國語》既同一作者，而《左傳》是傳《春秋》的書，故又稱《國語》為“春秋外傳”。其實《國語》記事雖亦終于智伯，而所起則遠自周初，顯然各自為書，與《春秋》不是一個系統(tǒng)，號為“春秋外傳”很不恰當。而且書中所記，多與《左傳》重復、抵觸，又彼此之間往往詳略互異，這都說明《國語》和《左傳》的編纂并非出于一手。但它的作者和《左傳》一樣，也是戰(zhàn)國初期一個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則無問題。
《國語》所反映的進步思想雖不如《左傳》鮮明，然如祭公諫穆王征犬戎說：“先王耀德不觀兵。”又說：“無勤民于遠。”邵公諫厲王弭謗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義的文章。從文學上的成就說，《國語》遠不如《左傳》。這從長勺之戰(zhàn)可以看出。兩書所記，意同而辭不同，一則簡練而恣態(tài)有神，一則平庸而枯搞乏味。試一比較，優(yōu)劣自見。但《國語》記言之文亦有風趣絕佳者，如《晉語》記姜氏與子犯謀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對話，幽默生動，當時情景如在目前;而《左傳》于此過于求簡，反覺有所不足。此外《晉語》八記叔向諫晉平公事，滑稽諷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語》下載越王勾踐與范蠡的問答多用韻語，也各具特色。
第三節(jié) 戰(zhàn)國策
《戰(zhàn)國策》雜記東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諸國之事。其時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國，約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書名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漢間人雜采各國史料編纂而成。后來劉向重加整理，定名為《戰(zhàn)國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大批帛書，其中一部分，經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萬行，一萬一千多字，定名為《戰(zhàn)國縱橫家書》。其中十一章內容見于《戰(zhàn)國策》和《史記》，文字大體相同。另十六章，是佚書。這部大約編成于秦漢之際，類似后來劉向重編許多縱橫家言為《戰(zhàn)國策》所根據(jù)的一種被埋沒的縱橫家言的輯本。其中佚書為司馬遷、劉向所未見，為戰(zhàn)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戰(zhàn)國策》的基本內容是戰(zhàn)國時代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及其有關的謀議或辭說。它保存不少的縱橫家的著作和言論。春秋以來，長期分裂戰(zhàn)亂，人民無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復和平統(tǒng)一生活。諸侯中的強大者，都想“并天下，凌萬乘”。所以戰(zhàn)國末年，秦齊二國皆各自稱帝。由于社會變革的影響，“地勢形便”的秦國后起變法以致富強，打破六國均勢局面。從此以后，秦以新興力量向外擴張，企圖蠶食諸侯，統(tǒng)一海內，引起各國間的復雜矛盾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諸侯間的勝負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武力，但也決定于謀臣策士的勝算和縱橫勢力的消長。所謂“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那就是說，勝負的最后關鍵并不完全決定于軍事，而更重要的是決定于政治的巧妙運用。這時候，春秋時代所講的禮法信義，不得不變?yōu)闄嘀\譎詐;從容辭令的行人，不得不變?yōu)閯≌勑坜q的說士。所以《戰(zhàn)國策》中所載一切攻守和戰(zhàn)之計，鉤心斗角之事，正是這一時代政治斗爭的反映。而其時許多謀臣策士的游說和議論，也是春秋時代行人辭令的進一步發(fā)展。
《戰(zhàn)國策》所寫的人物是極其復雜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個人功名富貴的利己主義者，例如蘇秦起初本是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乃轉而以“合縱”說燕趙。陳軫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貳于秦，朝秦暮楚，立場不定。但也有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魯仲連的義不帝秦。也有意在收買人心、焚券“示義”的馮諼(齊策四)，雖然他是為統(tǒng)治階級效勞，卻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強暴，蔑視王侯的義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顏斶的直叱“王前”(齊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頭。此外書中還從側面揭露統(tǒng)治階級女性固寵的斗爭和宮闈的丑行，如鄭袖的讒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現(xiàn)了她們的陰險與無恥。以上這些雖然只作客觀敘述，但也反映了戰(zhàn)國時代各種歷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戰(zhàn)國策》的文章特點是最長于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夸張渲染，充分發(fā)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蘇秦說趙王(趙策二)，張儀說秦王，司馬錯論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緩(趙策三)等，就歷史散文的明白流暢來說，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們估計形勢，分析利害，往往細致準確。如蘇秦勸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個可能的結果(齊策三);齊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計并用(楚策二)。雖然《戰(zhàn)國策》記述事件的后果不盡可靠，但作為縱橫家論事的本身來看，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寫人物的形象極為生動。如蘇秦說秦不行及相趙歸家，前后頹喪和得意的情狀，以及庸俗的世態(tài)人情(秦策一)，魯仲連的俶儻奇?zhèn)ィ犊搅x，“不詘于諸侯”的精神，無不栩栩如生，維妙維肖。特別是燕策中用全力寫刺客荊軻，是一篇完整的俠義故事。例如易水送別一段：
遂發(fā)。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在一種悲壯淋漓的氣氛中，把一個怒發(fā)沖冠、沉毅勇決的英雄形象十分鮮明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
至于書中說事，常常運用巧妙生動的譬喻，通過許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強論者的說服力，甚至有時還可以節(jié)省文辭。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對楚宣王(楚策一)，蘇代以鷸蚌相持說趙惠王(燕策二)，蘇秦以桃梗和土偶諫孟嘗君(齊策三)，莊辛以蜻蛉、黃雀說楚襄王，汗明以驥服鹽車說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個特點。特別像鄒忌諷諫的方法更為巧妙。他拿親自體驗的生活瑣事來啟發(fā)齊王，小中見大，步步進逼，使齊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圍的危險，不得不下令大開言路。鄒忌的生活體驗可能是事實而非虛構，但借來作為一種增強說服力的手段，依然帶有寓言意味，可謂別開生面。
第四節(jié) 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
先秦的歷史散文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的寫作有極其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敘事文的影響。敘事散文在我國過去的歷史著作中占有極高的地位，但它的淵源則遠在先秦。司馬遷作《史記》本是想要上繼《春秋》的，不僅采用《尚書》和大量地采用《左傳》、《戰(zhàn)國策》的史料，而且汲取它們的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例如《趙世家》極似《左傳》，平原君、魏公子等列傳又極似《戰(zhàn)國策》?！洞呵铩返陌H是非以及《左傳》直書無隱的精神，一直為司馬遷以來的“良史”所繼承，成為過去史家撰著的原則。從司馬遷起，史家之有論贊，也是受了《左傳》的啟示?！蹲髠鳌返淖髡叱３Ｍㄟ^“君子”或他人的口來表示自己的觀點以及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批評，這對過去統(tǒng)治階級來說，也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之文尚有戰(zhàn)國縱橫馀習。而唐宋以來著名的古文家和歷史家?guī)缀鯖]有不愛好并學習先秦的歷史散文的。他們的敘事文和傳記文，無論在語言上、表現(xiàn)方法上，很我受了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例如韓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書》。他雖然說左氏浮夸，而《董公行狀》的辭令則又和《左傳》的風格極為接近。柳宗元在所謂“圣人之道”上是曾非難過《國語》的，但在文章上卻不得不承認它“深宏杰異”，并且還說為文當“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稍采取《左氏》、《國語》之辭(《報袁君陳秀才書》)。至于《戰(zhàn)國策》一書影響于蘇洵、蘇軾父子的議論文尤為顯著。蘇洵的《權書》、《衡論》及其他史論，蘇軾的《策略》、《策別》、《策斷》、《志林》諸論及其他策論、上書，論人論事，都在學習《戰(zhàn)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有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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