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的名詞解釋_概念_形成_方法論
結構主義的名詞解釋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發(fā)端于十九世紀的一種方法論，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創(chuàng)立，經(jīng)過維特根斯坦、讓·皮亞杰、拉康、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阿爾都塞、科爾伯格、喬姆斯基、?？潞偷吕镞_等人的發(fā)展與批判，已成為當代世界的重要思潮。
已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及二十一世紀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可被看作是一種具有許多不同變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廣泛來說，結構主義企圖探索一個文化意義是透過什么樣的相互關系(也就是結構)被表達出來。根據(jù)結構理論，一個文化意義的產(chǎn)生與再創(chuàng)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tǒng)(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種實踐、現(xiàn)象與活動，來找出一個文化中意義是如何被制造與再制造的深層結構。一個結構主義者研究對象的差異會大到如食物的準備與上餐禮儀、宗教儀式、游戲、文學與非文學類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娛樂。
結構主義的概念
對于一般人而言，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是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文化人類學中開創(chuàng)的一個學派，這個學派把各種文化視
為系統(tǒng)，并認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加以分析。根據(jù)他的理論，文化系統(tǒng)中的普遍模式，是人類思想中恒定結構的產(chǎn)物。在列維-斯特勞斯所提出的體系中，人類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種自然物質的一個貯存庫，從中選擇成對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種結構。對立的兩種成分，可以分開，各成單一成分，這些單一成分又可構成新的對立成分。列維-斯特勞斯在分析親屬關系名稱和親屬關系系統(tǒng)時，曾提出其基本結構或基本單位有4種類型︰兄妹關系，夫妻關系，父子關系，舅甥關系，其他所有親屬系統(tǒng)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列維-斯特勞斯強調指出，對親屬關系結構的分析，必須把重點放在人類的意識上，而不是放在客觀的血統(tǒng)聯(lián)系上或者親族關系上。列維-斯特勞斯認為，社會生活的一切形態(tài)，都體現(xiàn)為普遍法則的作用，而此種普遍法則是可以控制思維活動的。
結構主義似乎是離很遠的東西。即使是一些專業(yè)的文學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觸西方理論，也很可能會不以為然地說：“結構主義是什么東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實上，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早已滲透進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場廣義的革命。結構主義誕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劍一樣改變著人們看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并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作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如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作為文藝思潮，結構主義幾乎影響到文學藝術的所有領域，從理論到創(chuàng)作，從小說、戲劇、詩歌到電影。這一思潮還產(chǎn)生了相當廣泛的國際影響，從60年代中期開始，它以法國為中心，迅速擴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麥，并對蘇聯(lián)、東德、波蘭、捷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產(chǎn)生了影響。它是戰(zhàn)后繼英美新批評派和法國現(xiàn)象學派而成為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認為，從60年代以后，“結構主義的人”取代了“存在主義的人”。
結構主義的形成
沒有一種思潮可以在一夜間形成并名震天下，結構主義也不例外。盡管結構主義思潮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誕生于法國，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歲月。當時西方有一部分學者對現(xiàn)代文化分工太細，只求局部、不講整體的“原子論”傾向感到不滿，他們渴望恢復自文藝復興以來中斷了的注重綜合研究的人文科學傳統(tǒng)，因此提出了“體系論”和“結構論”的思想，強調從大的系統(tǒng)方面(如文化的各個分支或文學的各種體裁)來研究它們的結構和規(guī)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1922)中所表達的見解：世界是由許多“狀態(tài)”構成的總體，每一個“狀態(tài)”是一條眾多事物組成的鎖鏈，它們處于確定的關系之中，這種關系就是這個“狀態(tài)”的結構，也就是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是一種最初的結構主義思想，它首先被運用到了語言學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緒爾是將結構主義思想運用到語言學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長期的語言學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與19世紀在語言學研究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相對立的新觀點。比較語言學把一些語言事實當作孤立靜止的單位對待，只注意了它們的歷史比較，而忽視了語言要素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忽視了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的整體。索緒爾則把具體的語言行為(“言語”)和人們在學習語言中所掌握的深層體系(“語言”)區(qū)別開來，把語言看作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產(chǎn)生意義的不是符號本身，而是符號的組合關系。語言學是研究符號組合規(guī)律的學問。索緒爾使用的詞雖然是“系統(tǒng)”而不是“結構”，但意思是一樣的。他把語言的特點看作是意義和聲音之間的關系網(wǎng)絡，純粹的相互關系的結構，并把這種關系作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主要理論原則。索緒爾的理論在他死后由他的學生整理出來以《普通語言學》的書名出版，對結構主義思潮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索緒爾也因此被人們敬稱為“結構主義之父”。
1945年法國人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發(fā)表了《語言學的結構分析與人類學》，第一次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人類學上。他把社會文化現(xiàn)象視為一種深層結構體系來表現(xiàn)，把個別的習俗、故事看作是“語言”的元素。他對于原始人的邏輯、圖騰制度和神話所做的研究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具體邏輯”。他不靠社會功能來說明個別習俗或故事，而是把它們看作一種“語言”的元素，看作一種概念體系，因為人們正是通過這個體系來組織世界。他隨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學科對結構主義的高度重視，于是，到了60年代，許多重要學科都與結構主義發(fā)生了關系。一個如火如荼的結構主義時代到來了。
結構主義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國流行起來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結構主義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會和語言危機的表現(xiàn)，也是對那種危機的反應。它從歷史逃到語言--這是一種諷刺行為，因為正如巴爾特所看到的，沒有什么行動在歷史上能更有意義。” 戰(zhàn)后的法國和其他曾經(jīng)將版圖延伸到國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法國的學者們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經(jīng)是他們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實地考察，重實地調查、輕理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適合他們，結構主義的出現(xiàn)，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需要。這大概也是結構主義的大師們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大學教授”的原因。另外，戰(zhàn)后法國經(jīng)濟飛速恢復與發(fā)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獄”為宗旨的存在主義哲學同現(xiàn)實格格不入，人們對“個人”、“存在”、“自我意識”等等這些存在主義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熱情和興趣，結構主義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存在主義的否定的思潮而興起。結構主義認為：“我”、主體， 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個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義的退潮聲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現(xiàn)的結構主義思潮緊鑼密鼓地登臺亮相了。
結構主義的方法論
結構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哲學學說，而是一些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家在各自的專業(yè)領域里共同應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試圖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能像自然科學一樣達到精確化、科學化的水平。
結構主義的方法有兩個基本特征。
首先是對整體性的強調。結構主義認為，整體對于部分來說是具有邏輯上優(yōu)先的重要性。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復雜的統(tǒng)一整體，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性質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個整體的關系網(wǎng)絡中，即把它與其它部分聯(lián)系起來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說：“在任何情境里、一種因素的本質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事實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 再如索緒爾認為，“語言既是一個系統(tǒng)，它的各項要素都有連帶關系，而且其中每項要素的價值都只能是因為有其他各項要素同時存在的結果。” 因此，對語言學的研究就應當從整體性、系統(tǒng)性的觀點出發(fā)，而不應當離開特定的符號系統(tǒng)去研究孤立的詞。列維·斯特勞斯也認為，社會生活是由經(jīng)濟、技術、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構成的一個有意義的復雜整體，其中某一方面除非與其它聯(lián)系起來考慮，否則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結構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存在于部分之間的關系才能適當?shù)亟忉屨w和部分。結構主義方法的本質和首要原則在于，它力圖研究聯(lián)結和結合諸要素的關系的復雜網(wǎng)絡，而不是研究一個整體的諸要素。
結構主義方法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是對共時性的強調。強調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緒爾對語言學研究的一個有意義的貢獻。索緒爾指出：“共時‘現(xiàn)象’和歷時‘現(xiàn)象’毫無共同之處：一個是同時要素間的關系，一個是一個要素在時間上代替另一個要素，是一種事件。” 索緒爾認為，既然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系統(tǒng)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是相互聯(lián)系、同時并存的，因此作為符號系統(tǒng)的語言是共時性的。至于一種語言的歷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tǒng)內部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緒爾提出一種與共時性的語言系統(tǒng)相適應的共時性研究方法，即對系統(tǒng)內同時存在的各成分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它們同整個系統(tǒng)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緒爾的語言學中，共時性和整體觀和系統(tǒng)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時性的研究方法是整體觀和系統(tǒng)觀的必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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