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的優(yōu)美_余秋雨散文作品(2)
余秋雨散文的優(yōu)美：這里真安靜
我到過一個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夢境。
敗多長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么個地方，聽我一說，驚訝萬分。
是韓山元先生帶我去的。韓先生是此地一家大報的高級編輯，又是一位滿肚子掌故的鄉(xiāng)土歷史學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開了我住所的大鐵門，從花園的小道上繞到我臥室的南宮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驚，因為除了一位輕手輕腳的馬來亞園丁，還從來沒有人在這個窗下出現(xiàn)過。
他朝我詭秘地一笑，說要帶我去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會發(fā)現(xiàn)一點什么的，就沖他繞來繞去繞到我這個窗下的勁頭。
我打開大門，那里還等著兩位女記者，韓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這里的學生。她們都還年輕，對探幽索秘之類的事，興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實韓先生也不太記得路了。在車上他托著下巴，支支吾吾地回憶著、囁嚅著。駕車的女記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車速放慢，好讓他猶豫、判斷、罵自己的記性。韓先生尋路的表情越艱難，目的地也就變得越僻遠、越離奇。
目的地竟是一個墳地。
新加坡的墳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們葬身他鄉(xiāng)已經(jīng)夠委屈的了，哪能不盡量把墳地弄得氣派一點?但是，這個墳地好生奇特，門面狹小，黑色的舊鐵欄萎萎縮縮。進得里面纔發(fā)現(xiàn)占地不小，卻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影。一看幾排墓碑就明白，這是日本人的墳地。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墳地比它更節(jié)儉的了。你看這個碑”，韓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許多墓碑中的一個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著六個漢字：
納骨一萬余體
碑下埋著的，是一萬余名侵略東南亞的“皇軍”的骨灰。
“再看那邊，”順著韓先生的指點，我看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鋪展著無數(shù)星星點點的小石樁，“一個石樁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著再多說話，我確實被震動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這樣緊縮，擠壓得這樣局促么?而且，這又是一些什么樣的生命啊。一個一度把亞洲攪得暈暈乎乎的民族，將自己的媚艷和殘暴揮灑到如此遙遠的地方，然后又在這里劃下一個悲劇的句號。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鮮血，終于都喑啞了，凝結(jié)了，凝結(jié)成一個角落，凝結(jié)成一種躲避，躲避著人群，躲避著歷史，只懷抱著茂草和鳥鳴，懷抱著羞愧和罪名，不聲不響，也不愿讓人靠近。
是的，竟然沒有商人、職員、工人、旅游者、水手、醫(yī)生躋身其間，只有兩支最喧鬧的隊伍，浩浩蕩蕩，消失在這么一個不大的園子里。我們不能不把腳步放輕，怕踩著了什么。腳下，密密層層的萬千靈魂間，該隱埋著幾堆日本史，幾堆南洋史，幾堆風流史，幾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艱深，于是只好由艱深歸于寧靜，像一個避世隱居、滿臉皺紋的老人，已經(jīng)不愿再哼一聲。
到底是日本人，擠到了這么一個地方，依然等級森嚴。
一般士兵只立集體墓碑。除了“納骨一萬余體”外，還有一個含糊其詞的所謂“作業(yè)隊殉難者之碑”，也是一個萬人碑，為太平洋戰(zhàn)爭時戰(zhàn)死的士兵而立。另一個“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則是馬來西亞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日軍的集體墓，原在武吉知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毀，日本人在碎墟中打點收拾殘骨，移葬這里。
軍曹、兵長、伍長，乃至準尉級的仕官，皆立個人墓碑。一根根細長的木樁緊緊地排著，其中稍稍高出周圍的是準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級軍銜大佐，則立大理石碑。
讓開這所有的群體，獨個兒遠遠地坐東面西的，則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nèi)壽一的大墓。這座墓，傲氣十足，俯矙著自己的數(shù)萬屬下。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寺內(nèi)壽一這個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寺內(nèi)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日軍由北平進占山西、陜西、甘肅，直取蘭州。在著名的平型關戰(zhàn)役中遭受中國軍隊慘重打擊的板垣師團，也屬于他的部下。這么一個把古老的黃河流域整個兒浸入血泊的軍閥，最終竟然躲到了這個角落!
我呆呆地佇立著，死死地看著這座墓。我深知，幾乎未曾有過中國人，會轉(zhuǎn)彎抹角地找到這里，盯著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內(nèi)元帥與中國人的久別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應是華北平原的萬里云天。
寺內(nèi)壽一改任南方派遣軍總司令是在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臺組閣之后，他與山本五十六的海軍聯(lián)合艦隊相配合，構(gòu)成了震動世界的太平洋戰(zhàn)爭。他把他在華北的兇殘傾泄到了南洋，從西貢直搗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腦溢血。
元帥的死亡，震動了當時由英軍看守的日軍戰(zhàn)俘營。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裝、正在受到公審、正在受到全世界唾罵的戰(zhàn)俘，張羅著要為寺內(nèi)壽一筑墳，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從我接觸到的一些數(shù)據(jù)看，為了眼前這座墳，當時日軍戰(zhàn)俘營里所發(fā)生的事，今天想來依然觸目驚心。
這些戰(zhàn)俘白天在英軍的監(jiān)視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謀。他們決定，寺內(nèi)壽一的墓碑必須采用柔佛(今屬馬來西亞)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這座石山上曾發(fā)生過日軍和英澳聯(lián)軍的激戰(zhàn)，好多石塊就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他們要悄悄派出幾個目睹當年激戰(zhàn)的人去，確定當年日軍流血最多的地方，再從那里開采巨石，躲過人們耳目，拼死長途運來。
這些戰(zhàn)俘開始行動了。他們正兒八經(jīng)向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提出申請，說想自己動手修建戰(zhàn)俘營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運一些木料石料。同時，他們又搜集身邊帶著的日本小玩意兒來籠絡英軍及其家屬。英軍同意了他們的申請，結(jié)果他們開始大規(guī)模地采運石料，不僅為寺內(nèi)壽一，而且為其它戰(zhàn)死的日軍筑墳。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運到離現(xiàn)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棄的橡膠園里，搭起一個帳篷，用兩天時間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運到墓地，恭恭敬敬豎好，澆上水泥加固。我現(xiàn)在死死盯著看的，就是這個墓碑。
這一切，竟然都是一個戰(zhàn)敗國的俘虜們偷偷做成的，實在讓人吃驚。我想，如果有哪位電影大師拍一部影片，就表現(xiàn)一群戰(zhàn)俘在黑夜偷運染血巨石來作元帥墓碑的艱苦行程，一定會緊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聲的呼號，受過傷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繩，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雙雙不肯認輸服罪的眼睛……
資料告訴我，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戰(zhàn)犯之后，那些日軍戰(zhàn)俘，竟還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每一戰(zhàn)犯處決時灑血的泥土，匯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豎起一個“殉難烈士之碑”。這個碑，我進人墓園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細的人怎會知道“烈士”是誰?
矮山元先生曾聽守墓人說，別看這個墳地冷清，多年來，總有一些上年歲的人專程從日本趕來，跪倒在哪幾座墓碑前獻酒上香，然后飲泣良久。這些年，這樣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許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墳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說戰(zhàn)爭，就是那星夜運石的呼號，也已成了遙遠的夢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進了這個地方，在這些墓碑間巡脧一遍，你就會領受到人類精神中極其可怖的一個部分，陰氣森森。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齊，傲骨嶙峋，好像還在期待著某種指令……
現(xiàn)在該來看看那些可憐的日本妓女了。
論資格，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軍人老得多。大概從本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來南洋有過幾次高xdx潮，每次都和日本經(jīng)濟的蕭條有關。而當時的南洋，由于橡膠和錫礦的開采，經(jīng)濟頗為繁榮，大批在國內(nèi)不易謀生的日本少女就不遠千里，給南洋帶來了屈辱的笑顏。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溫柔使她們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gòu)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yè)。從野心勃勃的創(chuàng)業(yè)者到含辛茹苦的錫礦工人，都隨時隨地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在這個時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顯得既柔弱又可憐。
既然日妓南下與日本經(jīng)濟蕭條有密切關系，而經(jīng)濟蕭條又是日本必須向外擴張的根本動因，那么，不妨說，日本妓女的先來和日本軍人的后到，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讓他們的墳墓緊緊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種歷史邏輯。
當日本軍隊占領南洋時，原先在這里的妓女再加上軍妓，日妓的數(shù)量更是達到空前，連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藝妓館。這簡直成了一支與『皇軍”可以并駕齊驅(qū)的隊伍，有人戲稱為“大和部隊”。據(jù)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nèi)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jīng)打進來了。”寺內(nèi)壽一因此而把不少軍妓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銳減，則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這些已經(jīng)夠屈辱了的女子，無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繼續(xù)謀生了。事實上，即便是戰(zhàn)敗的苦難，她們也比軍閥們受得深，盡管她們遠不是戰(zhàn)爭的發(fā)動者，也沒有因戰(zhàn)爭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慘命運，已由電影《望鄉(xiāng)》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是依我看，那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歷史關節(jié)上無法冷靜地開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與以后日本軍隊的占領南洋疏通起來，現(xiàn)代日本民族的心態(tài)和命運纔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徹。僅僅表現(xiàn)她們在屈辱中思念故鄉(xiāng)，顯然是把題目做小了。
《望鄉(xiāng)》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jié)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著故鄉(xiāng)。但是，我在這個日本墳地中看到的情景卻完全相反：300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
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愿，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jīng)天天思念的地方。
豈止不再眼巴巴地望著故鄉(xiāng)，在她們這么多的墓碑上，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石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鑒信女”，等等。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為了保持住一點點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誠的祈求間，留住些許朦朧的微光。但是我覺得，她們不具真名，與其說是為了佛教信仰，不如說是要隱瞞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遙遠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這種情景，與邊上那些耀武揚威地寫滿軍銜、官職的軍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別啊。我仔細地撥開草叢，讀著那一個個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們都有過鮮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縮成了一枚枚瑣小的石丁，掩埋在異地的荒草中。我認出那些字來了，顯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們湊幾個錢托人刻上去的，卻又像死者在低聲地自報家門。她們沒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幾個字來，藏著點兒內(nèi)心的悲涼：“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邊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上В@些墓碑群什么數(shù)據(jù)也沒有留下，連讓我胡亂猜想的由頭也十分依稀。
例如，為什么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細刻呢，這位“信女”一定有過什么動人的事跡，使她死后能招來這么多姐妹的集資。也許，她在當時是一位纔貌雙全、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為什么這些墓碑上連一個字也沒有呢?是因為她們做了什么錯事，還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還有，這五位“信女”的墓碑為什么要并排在一個墓基上呢?她們是結(jié)拜姐妹?顯然不僅是這個原因，因為她們必須同時死纔會有這樣的墓，那么，為什么又要同時死呢?
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極其哀怨、極其絢麗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間的秦淮諸艷。
發(fā)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為特殊的時代的一個特殊交際場所，那里會包藏著許多、金融搏斗、人生滄桑、民族恩怨乃至國際諜情。也許，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線頭，曾經(jīng)由這些“信女”的纖纖素手綰接。我在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著多少動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當?shù)夭簧傥膶W界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起嘆息當今南洋文學界成果寥寥，恕我魯莽，我建議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這些墳地。軍人的墳地，女人的墳地，哪怕它們藏得如此隱蔽。
“軍人，女人，還有文人!”韓山元先生聽我在自言自語，插了一句。
是的，這個墳地里，除了大批軍人和女人，竟然還孤零零地插進來一個文人。
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墳地的最東邊。本來，寺內(nèi)壽一的墓座東朝西，俯矙整個墓地;但這座文人墓卻躲在寺內(nèi)壽一墓的后邊，把它也當作了俯矙的對象。
僅僅這一點，就使我們這幾個文人特別解氣。而且墓主還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我記得他的相片，留著胡子，戴著眼鏡，頭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氈帽。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盼，他葬在這里，對我也是個意外。不管怎么說，整個墳地中，真正能使我產(chǎn)生親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寫得漂亮，是一種真正的書法。這又使我們幾個多了一份高興。那些軍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戰(zhàn)俘們偷偷張羅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葉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國游歷時發(fā)現(xiàn)患了肺結(jié)核，但是這位固執(zhí)的文學家不相信醫(yī)生，胡亂自己服藥，致使病情嚴重，后由朋友幫助，轉(zhuǎn)倫敦坐輪船返日本治療。但是，他并沒有能夠到達日本，而是死在由哥倫坡駛向新加坡的途中。就這樣，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進墳地是在1909年5月，不僅那些軍人的墳墓還一座也沒有，連妓女的墳墓也不會有幾座，因為當時，日本妓女還剛剛向南洋進發(fā)。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zhí)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huán)境。作為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而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不錯，文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時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樣隱姓埋名，葬的時候不用像那些軍人那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們都會在整個墳地中走走，順便看看這位文學家的墓碑，盡管她們根本讀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戰(zhàn)俘偷偷地把寺內(nèi)壽一的墳筑在他的近側(cè)，也都會對他龍飛鳳舞的墓碑端詳良久。二葉亭四迷為這個墳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間離。軍樂和艷曲的渦漩中，突然冒出來一個不和諧的低沈顫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構(gòu)不成“軍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結(jié)構(gòu)，就構(gòu)不成一種寓言式的抽象?，F(xiàn)在夠了，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
這個三相寓言結(jié)構(gòu)竟然隱匿于鬧市，沈淀成寧靜。民族、歷史的大課題，既在這里定格，又在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彌漫于樹叢，彌漫于草地。鐵柵欄圍住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我走過許多地方，未曾見過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點難以置信。
離開墓地之后，我們的車又在鬧市間胡竄亂逛。不知怎么，大家對街上的日本人特別注意起來。
顯而易見，今天的日本人在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幾天讀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寫到一個年輕繁忙的華人母親把自己幼小的女兒托養(yǎng)在公婆家里，沒想到一年以后，女兒牙牙學語吐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華語，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語，而竟然是日語。原來公婆家通用的是夾著日語的英語，而日語的成分又日見提高。這位年輕的母親真正地發(fā)怒了，大聲吼道：“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成為一個是華人又不像華人的怪物!”
這種現(xiàn)象，在這里比較典型。日本是亞洲首富，經(jīng)濟界人士競相趨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們的車窗外，那些最豪華的商店門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團的大客車。一大串專供旅游的人力三輪車從我們的車外慢慢前行，不用細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這時我心中忽起一個念頭，真想走上前去告訴那些坐在人力車上興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這座城市，一個草木掩蔭的冷僻所在，有一個墳地。無論如何，你們應該去看看的。我們剛?cè)タ催^。
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
余秋雨散文的優(yōu)美：華語情結(jié)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于一個(或幾個)種族，屬于身體上某些特征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樣偉大。
——Edward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岳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么長，用著它的人數(shù)那么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于世的其它古代語言大多已經(jīng)風化、干縮，唯有它，竟歷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匯，就是這種腔調(diào)，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里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里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這么一座語言山，還不大么?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里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沈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面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盡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云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后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jīng)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yōu)勢與心理優(yōu)勢互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jiān))，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tǒng)攝下，不必深加防范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于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tài)深入往返于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只有互補性的發(fā)現(xiàn)，還不構(gòu)成爭勝式的對峙。于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xiàn)了：并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游歸來已經(jīng)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圣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jīng)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這篇《圣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lián)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zhuǎn)換。在他身后，九州島大地佛號聲、誦經(jīng)聲此起彼伏，無數(shù)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詞匯的華語方式，并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xiàn)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xiàn)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沓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嘆息，拌和成一團驅(qū)之不散的煙霧，飄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jīng)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tài)勢出現(xiàn)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nèi)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于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jié)”產(chǎn)生了。當然并不能與OedinusCornplex(俄狄浦斯情結(jié))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jié)”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shù)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xiàn)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于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它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里引得全場板笑。大伙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jīng)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jù)說產(chǎn)生笑的機制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fā)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diào)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臉上凝凍，心底卷來綿長的感嘆。
其二
逼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地道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采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采訪結(jié)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干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采訪對象稱作杰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采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jīng)常發(fā)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xiāng)會館柱傾梁塌。時間并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xiāng)，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wèi)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wèi)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gòu)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后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jīng)過多少次災禍、爭斗，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wěn)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shù)難于逃遁。
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渦卷起一種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數(shù)十年間把那一圈圈、一層層的自衛(wèi)、凝聚構(gòu)建一古腦兒軟化了，把那一些由故鄉(xiāng)的山梁承載的、由破舊的木船裝來的華語，留給已經(jīng)不大出門的爺爺奶奶，留給宗鄉(xiāng)會館的看門老漢，而他們的后代已經(jīng)拗口。用英語纔順溜，盡管這種英語帶著明顯的南洋腔調(diào)，卻也能抹去與故鄉(xiāng)有關的種種分野，抹去家族的顛沛、時間的辛酸，就像從一條渾濁的歷史河道上潛泳過來，終于爬上了一塊白沙灘，聳身一抖，抖去了渾身渾濁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現(xiàn)代。不知抖到第幾次，纔抖掉了華語，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讓宗鄉(xiāng)會館門庭冷落了，白沙灘上走著的正是黃皮膚黑眼珠的杰克遜和麥克斯韋爾。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jīng)歷多大的心理轉(zhuǎn)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jīng)歷多大的心理轉(zhuǎn)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于，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么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zhuǎn)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fā)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guī)范華語，第三代只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jīng)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zhuǎn)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jié)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tǒng)之內(nèi)，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于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shù)家庭都在經(jīng)歷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shù)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xiàn)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xiàn)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jié)奏方式，那么，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它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yè)后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shù)公司企業(yè)。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jīng)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阿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么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愿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盡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盡管客廳的墻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愿，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劃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jīng)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么是對，怎么是錯，這里赫然橫亙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發(fā)型師，他對華人黑發(fā)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發(fā)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發(fā)廳里來，原因只在于，這位發(fā)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發(fā)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發(fā)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fā)色和語言協(xié)調(diào)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并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發(fā)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并不是這樣固執(zhí)?；蛟S最終還是固執(zhí)的，但現(xiàn)在卻已不易構(gòu)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一樣穩(wěn)定的審美造型。對此，發(fā)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愿反悔、更不愿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愿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xiàn)代鬧市間。據(jù)說新加坡開發(fā)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里打水，然后又驅(qū)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huán)海卻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于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么婉轉(zhuǎn)，那么回蕩，那么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閑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干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xiàn)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fā)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愿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里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diào)理好足夠的詞匯，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里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么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里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jié)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里聽幾句地道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愿望。我在這里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后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腌篤鮮”、熗蟹什么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shù)匾晃谎輪T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里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jié)果是，一進門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里，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地道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jīng)整整半個世紀，而現(xiàn)今的談話，多數(shù)詞匯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么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tǒng)統(tǒng)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跡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qū)一個菜農(nóng)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nóng)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jié)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沈溺于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jié)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jīng)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qū)我很熟悉，根據(jù)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里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么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墒牵@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么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它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象，印度門衛(wèi)，馬來西亞仆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zhuǎn)。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里，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里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墻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lián)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么一位女纔子，不知怎么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纔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于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鄉(xiāng)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xiàn)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shù)海外游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yè)。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干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tǒng)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臺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里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級住宅區(qū)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fā)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纔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jù)是：大門口報箱里的兩大迭中、英文早報，已經(jīng)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幾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么早出門又是為了什么呢?
終于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迭迭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么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jīng)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jīng)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么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yè)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臺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F(xiàn)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jīng)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象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料食品袋里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里，該坐什么車，哪家的狗最兇，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diào)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后，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么樣，卻很難想象，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系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是的，我記起來了，幾天前我在電視屏幕前聽過這位政治家用緩慢的華語發(fā)表提倡華語的講話。嫻熟地講了一輩子英語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過華語，銀發(fā)蒼然，目光誠懇，讓人感動。
但是，K.L.不一會兒又懮郁起來，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這位政治家的話，但為了兒子的現(xiàn)實生計，還是會要求他去日本讀大學的。何況，他們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馬來西亞。
背著一大堆華文書，背著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眷戀，他回國了。他肯定會去日本或其它國家的，但華文書太重，他走得很慢。他還不習慣出遠門，不會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幾乎是抱著華文書走的。他回過頭來向我招手，但不愿大聲地說什么，因為他對我說過，他的華語有很重的馬來腔，怕別人笑話。然而他不怕別人笑他抱著行李、趿著拖鞋回國。啪噠、啪噠，他的拖鞋已踩過了國境線。
其五
那天，許多年老的新加坡華人都擠到了一個劇場中，觀看一臺從臺灣來的相聲劇，相聲劇的編導是35歲的賴聲川博士，獲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研究所有史以來最高成績的畢業(yè)生，目前在臺灣文化界極孚聲望。他還沒有到過大陸，但他的多數(shù)作品卻引導觀眾反復品嘗中華民族離異的苦澀，從而來驗證一種歷史的歸屬感。這次帶來的相聲劇也是如此。
這樣的戲，不管給海峽兩岸的哪一邊看，都會引起強烈回響，盡管是相聲劇，觀眾也會以噙淚的笑聲來品味“中國人”這一艱辛的課題。但是，今天這出戲是在新加坡演出，劇場里的反應會是怎樣的呢?相聲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最能充分表達一個社會中某些微妙的共鳴，那么，今天中國人埋藏在插科打諢背后的離合悲歡，還能不能被其它國家的華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們深深沈浸其間的一切，豈不成了矯揉造作、顧影自憐?賴聲川代表著中國人來接受一次自我拷問，他膽子很大，但在開演前卻對我說，他準備啟幕后好久聽不到掌聲和笑聲。如果真是這樣，他就會沮喪地坐下來，重新苦苦思考華語在當今世界的表達功能和溝通功能。
傲無疑問，與賴聲川先生抱有同樣擔懮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劇場的朋友也會擔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開了，在場的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也就懸起來了。也許我們還太年輕、太敏感，生怕數(shù)千年歷史的擁有者在異國街市間丟臉，生怕自己的哭聲讓人發(fā)笑，自己的笑聲讓人掉淚。我這個人由于職業(yè)關系，曾安然地目睹過無數(shù)次劇場波瀾，可今天，竟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饑似渴地期待著新加坡觀眾的每一絲反應。我無法預計，如果臺灣相聲中的俏皮話今晚引不出應有的笑聲，我會多么難堪。
好了，終于放心了，此地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華語，我們的華語，還有控制各種海外華人的笑聲的能力。謝謝新加坡!——這種感謝自然有點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歐洲觀眾對一臺從中國搬來的傳統(tǒng)舞蹈熱烈鼓掌，我?guī)缀跸胝酒饋硐蛩麄兙瞎粯踊恼Q。
賴聲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見到是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后來很巧，同在兩年前被新加坡戲劇界邀來演講，這次相遇是第三次。記得兩年前我們同住一家賓館，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到附近一處小販中心吃宵夜。我們互相『盤剝”著海峽兩岸的種種社會規(guī)范、生活細節(jié)、心理習慣、世俗趣聞，出于自尊，彼此還為自己一方辯護，說到許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語常常樂不可支、笑作一團。西哲有言，劇場里一句微妙的臺詞引起一片笑聲，那是素不相識的觀眾在退示著一種集體的一致性。莫非我們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語言和笑聲來認同的時分?對此我與賴先生還沒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賴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兩年前的笑語擴充成一個藝術作品，仍然帶回到新加坡，兌換成滿場歡騰。正巧我又在，這還不值得慶祝一下?演出結(jié)束后我們又去了兩年前天天去的那個小販中心，盡管明知那里的小販喜歡欺侮外國人。
理直氣壯地用華語叫菜，今天晚上，這座城市的笑聲屬于中國人。坐在我身邊的演員李立群先生是今夜無可置疑的明星，我對他說：“你在臺上學遍了大陸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獨幾句上海話學得不地道。”大陸的相聲演員學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見慣，說實話，我對這一招已經(jīng)厭煩，但現(xiàn)在聽臺灣相聲演員學來卻產(chǎn)生了另一種感覺，諧謔的調(diào)侃猛地變成了凄楚的回憶、神圣的呼喚。學一種方言就像在作一種探尋，一種腔調(diào)剛出口，整個兒身心就已在那塊土地間沈浸。因此，我不能讓他們學不像上海話，這會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據(jù)那幾句臺詞一句句地教開了。賴聲川先生的母親在上海住過，因而他對我的發(fā)音并不生疏，頻頻點著頭。李立群先生從我的發(fā)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師傅，邊摹仿邊首肯：“是這樣，師傅當年也這樣說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輕一聲，重一聲，已經(jīng)認真到了虔誠。這顯然已不完全是為了演出，相聲演出中的學語用不著那么標準。
學會了那幾句上海話，一陣輕松，開始胡亂漫談。大家竟當著情同手足的新加坡東道主郭寶昆先生的面，極不厚道地嘲諷起新加坡人的華語水準。我想郭寶昆先生一定會原諒的：這些遠隔兩岸的中國人好久沒有這么親熱了，一親熱就忘乎所以，拿寬厚的朋友們嘲諷一遍，好像共同獲得了一種優(yōu)越感，背靠著艱深的華夏文化，驅(qū)走了闊別的懮傷、海潮的寒冷。特別是那位李立群先生，專找那些只有中國人纔能聽懂的話與我對仗，跳跳躍躍，十分過癮。講禪宗，講怪力亂神，講文天祥會不會氣功，講天人合一的化境。這種談話，即使翻譯了，也幾乎沒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聽懂。今晚大家像是在發(fā)狠，故意在異國土地上翻抖中華語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湊和就越貼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講陸羽，講《茶經(jīng)》的版本，講采茶的山勢、時機，煮茶的陶壺、爐炭，當然講得最神往、也最傷心的是水。喝了幾千年茶的中國人，還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來潤喉嚨?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講出來的華語會不會變得渾濁一點呢?
我告訴李立群，古代文人為喝幾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買泉兩眼”……
李立群來勁了：“好個買泉兩眼!瀟灑之極!不是我吹噓，我臺灣老家山上確有好泉，想法去買它一眼，你什么時候來，我領你去喝茶!”
我趕緊叮囑李立群先生，趕快回去買下那眼泉，好生看管著，別讓它枯了。我們還不算老，也許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得悲哀，這樣的泉眼無論如何不會太多了，那種足以把華語晤談的環(huán)境推到極致的陣陣茶香，已不會那么純凈。華語自然還會講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那部分，看來總要漸漸湮沒了。還會出現(xiàn)新的精雅部位嗎?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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