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文言文翻譯及注釋
《辨奸論》是北宋古文名篇。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載，見于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鑒》，《古文觀止》列于蘇洵名下，但一說為邵伯溫托蘇洵名作，該問題的研究自清初李紱作《書<辨奸論>后》開始，至20世紀末王水照先生作《再論<辨奸論>真?zhèn)沃疇?mdash;—讀鄧廣銘先生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尚無定論。[1] 辨奸論文言文翻譯及注釋是如何呢?本文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整理的辨奸論文言文翻譯及注釋資料，僅供參考。
辨奸論文言文原文
辨奸論
作者：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fēng)，礎(chǔ)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xué)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辨奸論文言文注釋
?、凫o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jié)論的賢人。
?、谔斓仃庩栔拢褐缸匀滑F(xiàn)象。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fā)生作用，便產(chǎn)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
?、圪t者：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據(jù)史書記載，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贊賞，并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④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為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貢。當時晉室諸王擅權(quán)，他周旋于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后死于戰(zhàn)亂之中。
?、莨陉枺杭垂觾x(697—781)，唐華州(今屬陜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為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辯。后被貶職死于外地。
?、掴?zhì)：嫉恨。
?、呋莸郏簳x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癡呆聞名。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quán)旁落，終導(dǎo)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
?、嘌?xuàn)：通“炫”，惑亂。
⑨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quán)，重用盧杞，導(dǎo)致朝政紊亂。[2]
辨奸論文言文翻譯
事情有它必定要達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該如此的規(guī)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靜穆的人，才能夠從微小的跡象中預(yù)知日后顯著的結(jié)果。月亮四周出現(xiàn)光環(huán)，預(yù)示天要刮風(fēng);柱石回潮濕潤，表示天要下雨;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間人事的變化，情理形勢的因果關(guān)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難以理解，千變?nèi)f化而不可預(yù)測，又怎么能與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呢?而即使賢能的人對此也有不知道的，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為愛好和憎惡擾亂了他心中的主見，而利害得失又左右著他的行動啊。
從前山濤見到王衍，說：“日后給天下百姓帶來災(zāi)難的，一定是這個人!”汾陽王郭子儀見到盧杞，說：“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要被殺光了!”從今天來說，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預(yù)見一些。依我看來，王衍的為人，不論是容貌還是談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貪污，追隨大流。假如晉朝不是惠帝當政，只要有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個王衍，又怎么能擾亂天下呢?象盧杞那樣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國家敗亡，然而此人不學(xué)無術(shù)，容貌不足以打動別人，言談不足以影響社會，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從這一點來說，山濤和郭子儀對王衍和盧杞的預(yù)料，也或許有不完全正確的地方。
現(xiàn)在有人嘴里吟誦著孔子和老子的話，身體力行伯夷、叔齊的清高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的讀書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結(jié)制造輿論，私下里互相標榜，自以為是顏回、孟子再世，但實際上陰險兇狠，與一般的人志趣不同。這真是把王衍、盧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釀成的災(zāi)禍難道能夠說得完嗎?
臉上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這是人之常情?，F(xiàn)在卻不是這樣，他穿著罪犯的衣服，吃豬狗般的食物，頭發(fā)象囚犯，面孔像家里死了人，卻大談《詩》、《書》，這難道合乎情理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種人。這個人借助最崇高的名聲，來掩蓋還沒有暴露的禍患，雖然有愿意治理好國家的皇帝，和敬重賢才的宰相，還是會推舉、任用這個人的。這樣，他是天下的禍患就必定無疑了，而決非僅僅王衍、盧杞等人可比。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勛。”假如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話說錯了，而這個人就會發(fā)出不遇明主的慨嘆，誰又能夠知道災(zāi)禍會達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將獲得有遠見的名聲，那可就太可悲了!
辨奸論創(chuàng)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yù)見到他得志必為奸?！侗婕檎摗肥欠袷翘K洵所作，學(xué)術(shù)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yù)測規(guī)律，作為理論基礎(chǔ)。然后以山巨源預(yù)見王衍、郭子儀預(yù)見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dǎo)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jié)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xí)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zhì)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辨奸論作品鑒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并說明這是由于“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jié)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fā)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xiàn)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jié)尾處，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tài)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xí)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2]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xiàn)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中，屢見于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yù)料這種悲劇的。[2]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guī)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并把握規(guī)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fā)生之前就發(fā)現(xiàn)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并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jié)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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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經(jīng)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1]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xué)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于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3]
邵伯溫，(1057年—1134年)字子文，洛陽人，邵雍之子。生于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卒于1134年(高宗紹興四年)，年七十八歲。1090年左右(元佑中)，因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diào)潞州長子縣尉。1094年(紹圣初)，章惇為相。敦曾師雍，欲引用伯溫。伯溫百計避免?；兆诩次?，因日食求言，他上書言事，語極懇至。因此更為小人所忌，出監(jiān)華州西岳廟。后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為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卒于利路轉(zhuǎn)運副使。伯溫所著書，有易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jīng)世序、觀物內(nèi)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傳》并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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