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出自哪位詞人那首詞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出自哪位詞人那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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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出自的詩人的那首詩是:
宋代詩人李清照的《武陵春·春晚》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出自的全詩:
《武陵春·春晚》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
只恐雙溪舴艋舟 ,載不動許多愁。
《武陵春·春晚》的賞析:
這首詞是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作者避難浙江金華時所作。當年她是五十三歲。那時,她已處于國破家亡之中,親愛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xiāng),無依無靠,所以詞情極其悲苦。
首句寫當前所見,本是風狂花盡,一片凄清,但卻避免了從正面描寫風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風住塵香”四字來表明這一場小小災難的后果,則狂風摧花,落紅滿地,均在其中,出筆極為蘊藉。而且在風沒有停息之時,花片紛飛,落紅如雨,雖極不堪,尚有殘花可見;風住之后,花已沾泥,人踐馬踏,化為塵土,所余痕跡,但有塵香,則春光竟一掃而空,更無所有,就更為不堪了。所以,“風住塵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于含蓄,反而擴大了容量,使人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感情。次句寫由于所見如彼,故所為如此。日色已高,頭猶未梳,雖與《鳳凰臺上憶吹簫》中“起來慵自梳頭”語意全同,但那是生離之愁,這是死別之恨,深淺自別。
三、四兩句,由含蓄而轉(zhuǎn)為縱筆直寫,點明一切悲苦,由來都是“物是人非”。而這種“物是人非”,又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變化,而是一種極為廣泛的、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變化,無窮的事情、無盡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這,真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所以正要想說,眼淚已經(jīng)直流了。
前兩句,含蓄;后兩句,真率。含蓄,是由于此情無處可訴;真率,則由于雖明知無處可訴,而仍然不得不訴。故似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上片既極言眼前景色之不堪、心情之凄楚,所以下片便宕開,從遠處談起。這位女詞人是最喜愛游山玩水的。據(jù)周輝《清波雜志》所載,她在南京的時候,“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冬天都如此,春天就可想而知了。她既然有游覽的愛好,又有需要借游覽以排遣的凄楚心情,而雙溪則是金華的風景區(qū),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雙溪的想法,這也就是《念奴嬌》中所說的“多少游春意”。但事實上,她的痛苦是太大了,哀愁是太深了,豈是泛舟一游所能消釋?所以在未游之前,就又已經(jīng)預料到愁重舟輕,不能承載了。設想既極新穎,而又真切。下片共四句,前兩句開,一轉(zhuǎn);后兩句合,又一轉(zhuǎn);而以“聞說”、“也擬”、“只恐”六個虛字轉(zhuǎn)折傳神。雙溪春好,只不過是“聞說”;泛舟出游,也只不過是“也擬”,下面又忽出“只恐”,抹殺了上面的“也擬”。聽說了,也動念了,結果呢,還是一個人坐在家里發(fā)愁罷了。
王士稹《花草蒙拾》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兩州’,正可互觀。‘雙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這一評論告訴我們,文思新穎,也要有個限度。正確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錯誤的了;美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丑的了。象“雙槳”兩句,又是“別離船”,又是“一天煩惱”,惟恐說得不清楚,矯揉造作,很不自然,因此反而難于被人接受。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茍異者以失體成怪。”“巧”之與“怪”,相差也不過是一步而已。
李后主《虞美人》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只是以愁之多比水之多而已。秦觀《江城子》云:“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愁已經(jīng)物質(zhì)化,變?yōu)榭梢苑旁诮?,隨水流盡的東西了。李清照等又進一步把它搬上了船,于是愁竟有了重量,不但可隨水而流,并且可以用船來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diào)》中的《仙呂·點絳唇纏令·尾》云:“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馱也馱不動。”則把愁從船上卸下,馱在馬背上。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正宮·端正好·收尾》云:“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又把愁從馬背上卸下,裝在車子上。從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藝必須有所繼承,同時必須有所發(fā)展的基本道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