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四國的刑罰政治
本文討論維榭格拉德集團國家——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與捷克共和國的刑罰政策，通過引介以該四國為代表的中歐國家刑罰政治, 探究刑罰政治對于一國監(jiān)禁制度的塑造過程。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一下刑罰政治，希望對你有幫助。
當刑罰民粹主義遇上刑罰國家主義
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看，后社會主義世界的犯罪與刑罰頗具諷刺性，甚至前后矛盾。在數(shù)十年極權統(tǒng)治與濫用監(jiān)禁后，將強迫監(jiān)禁作為社會控制方法因而擁有高監(jiān)禁率的國家，歡呼著從暴政與鎮(zhèn)壓中誕生的自由。中歐的監(jiān)禁率在歐洲位居榜首，越向東部監(jiān)禁率越高，尤其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中歐國家如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現(xiàn)今的監(jiān)禁率甚至遠遠超過了社會主義政權末期(1989年)。
通常，如果一個國家的監(jiān)禁率很高，那么犯罪率也會相對較高，盡管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只是一個大致情況——在中歐卻并非如此。其高監(jiān)禁率對應的是歐洲最低的(官方公布的)犯罪率，甚至只有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和英國的一半。比如匈牙利的犯罪率是10萬分之4千，而德國是10萬分之7千9百。當然我們需要對官方數(shù)據(jù)持保留意見，但其也反應了一些事實。數(shù)據(jù)表明，在1990年代初期，中歐國家犯罪率激增，以財產(chǎn)犯罪與非暴力犯罪為主，暴力犯罪的發(fā)生率極低。即使是被登記為暴力犯罪的行為也并不是那么嚴重：武裝搶劫、故意傷害和謀殺十分罕見。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犯罪的發(fā)生率與1970年代相同。其中比較不同的是匈牙利，民調顯示，67%的匈牙利民眾認為匈牙利是歐洲十大最危險的國家之一。捷克共和國也緊隨其后。從上述角度來看，高監(jiān)禁率是與對犯罪的高度恐懼相對應的。公眾對于社會不穩(wěn)定的擔憂加劇了對犯罪的恐懼?？傊?，社會秩序混亂的地區(qū)就是濫用刑罰話語權的肥沃土壤。
刑罰民粹主義在東歐
諷刺的是，中歐刑罰政治出現(xiàn)在轉型時期末犯罪率趨于穩(wěn)定甚至下降之時。國家社會主義崩潰后，犯罪率顯著上升，公眾卻沒有太多地關注刑事司法制度。波蘭民眾甚至在早期的討論中主張“犯罪控制政策中的理性”和“保護罪犯人權”。事實上，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刑罰政治根本不存在于這些國家，對于犯罪的公共討論仍然局限于對共產(chǎn)主義的罪行如何裁決。最終，轉型時期的刑罰制度改革方案還是法律專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的。直到1999年代末期，犯罪與刑罰才從波蘭開始，逐漸滲入到政治文化圈中。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懲罰話語權成為了東歐國家的政治支柱，以在愈發(fā)混亂的世界秩序中重新為社會的”內部“與”外部“劃定界限。
1990年代的新刑事民粹主義轉變了刑罰政治的重心與形式，政客們積極操縱犯罪和懲罰，以獲得選舉利益。刑罰民粹主義者熱衷提倡有利于選舉的反應民眾呼聲的法律和政策，但顯然這些法律與政策是不公平且無效的。刑罰民粹主義在此過程中建立了更廣泛的基礎并被進一步激發(fā)，并通過各種社會運動與本地團地表現(xiàn)出來(Pratt，2007)。這樣一來，各國的刑罰民粹主義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反國家與反專家方面驚人的一致：媒體爭相以最聳人聽聞的方式報道當天的違法犯罪新聞。2010年青年民主聯(lián)盟通過“法律與秩序”的演講，承諾嚴懲犯罪，最終在匈牙利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就是最典型的利用刑罰主張獲得政治利益的例子。此外，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也同樣利用“法律與秩序”的口號，主張大規(guī)模監(jiān)禁與對挑戰(zhàn)法律權威的犯罪威脅零容忍，從而贏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的反國家、反政府口號也相當響亮，主張對刑事司法和警察的不信任，向民眾承諾讓后者的聲音得到最大回應。在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盡管專家一再警告化學閹割對性犯罪沒有威懾作用，但民眾仍然支持相關法律的生效，這些法律僅僅出于羞辱目的的達到，而非循證的決策。
當然，犯罪和懲罰的政治化并非東歐獨具，而是一個全球現(xiàn)象，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刑罰民粹主義也只是東歐形式的變體。刑罰民粹主義在西方也有許多社會活動家及社會運動的參與。
刑罰國家主義與“其他人“的犯罪化
刑罰民粹主義在波蘭成為了主流政治，但在其他國家如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其卻并沒有成長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只有刑罰國家主義是主流政治。作為一種重要工具，國家刑罰主義將民眾從刑罰民粹主義的極端中拉了回來。不顧歐洲議會的譴責，匈牙利與斯洛伐克的刑罰國家主義政治直接推動了2000年代三振出局立法的出臺。匈牙利極右政黨在議會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其競選廣告牌往往全是關于“罪與罰”，主張禁止從(吉普賽式的)拾荒流浪生活到腐敗、甚至是懶惰的一切“犯罪”。捷克右翼政治家甚至呼吁將吉普賽人的刑事責任年齡提前到出生那一刻，“因為出生就是最大的犯罪”。對此，Jobbik指出，“吉普賽犯罪”現(xiàn)象是真實存在的，其不同于大多數(shù)犯罪的性質，是一種獨特的越軌形式，脫胎于獨特的文化背景，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種族主義的認同。
然而，刑罰國家主義與刑罰民粹主義的真正差別在于前者所傳達的信息。刑罰國家主義談論的是“人民”與“國家”，不同于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右翼主張，犯罪控制應當是一種國家保護措施，對犯罪的強硬手段旨在確保國家利益，懲罰犯罪分子是保障國家福利的核心：國家不是犯罪分子的天堂了。2015年，匈牙利奧爾堡在就難民問題的質詢回答道：大量難民的涌入是對匈牙利法律秩序與國家利益的威脅，因此將加強對鄰國的邊界守衛(wèi)。此外，在對于(戀童)性犯罪人的化學閹割法律討論中，中歐國家主張化學閹割法律的通過，以保護國家的未來，從而保護國家利益
相對于對待鄰國的刑罰民粹主義態(tài)度，后社會主義刑罰更注重國家主義——對于“其他人”應該動用最嚴厲的懲罰。如果罪犯被認為構成了最大威脅，他就應當被驅逐。需要明確的是，中歐并非是是世界上唯一實施嚴厲的種族主義刑罰政治的地區(qū)，但其特質在于將一般犯罪問題等同于針對國家歷史問題的特殊犯罪，納入國家主權框架內。這種國家主義的犯罪化將引發(fā)極端排外主義，并加劇社會與文化階層的分化。
刑罰國家主義與民主化的兩難困境
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并非處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之下，但研究后極權主義/新民主國家，如中歐地區(qū)，將為比較與理解刑罰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快速的社會變遷、民族關系緊張、激進的政治家，這些許多西方社會中刑罰的不相關因素，在中歐國家卻至關重要。對于福利主義與民主概念的不同理解，媒體對于轟動效應的追求、將少數(shù)族裔作為替罪羔羊的刑罰文化，也使得問題進一步復雜化。
但這一切與刑罰國家主義有關嗎?如果國家主義才是解決政治困境的辦法，刑罰國家主義就是一種有效出路。民主的開放與政治理念的表達，也會觸及社會的脆弱一面，滋生社會的不安全感。刑罰國家主義通過對”其他人“的犯罪化實現(xiàn)了(想象中的)社會團結，以強有力的形式標記了社會”內部“與“外部”的界限，從而試圖在不安全的世界中，尋求一種安全感——監(jiān)獄就是這種安全感的來源，或是消滅不安全感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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