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家張居正的生平事跡
古代政治家張居正的生平事跡
張居正是明代最有權(quán)威的一個首輔，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1582年6月，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聚集，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改革基本失敗。下面是學習啦小編跟大家分享的張居正事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習。
張居正人物簡介
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歷初期的內(nèi)閣首輔，輔佐萬歷皇帝進行了“萬歷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續(xù)，具有重大的歷史功績。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祖籍安徽鳳陽。明太祖封先祖張關(guān)保到歸州，為歸州千戶所。張居正曾祖庶出，無法承世襲官職，遷到湖廣江陵。張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jīng)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xiāng)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璘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領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后遷任內(nèi)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歷皇帝登基后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前后當國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zhèn)防務;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數(shù)民族叛亂;嚴厲整肅朝廷上下。在張居正功成名就之時，他把矛頭對準了曾給他帶來巨大利益的階層——文官集團。張居正除了推行一條鞭法，使得稅收統(tǒng)一收錢不收物，節(jié)省了很多土地，更實行考成法，其具體實施方法類似于今天的考勤，
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時就要寫好一份計劃，不能太少，寫好后自己留一份，給張居正一份。如計劃過少，就要退回重寫。計劃通過后，以后的一年里這位知府就要為完成計劃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對后發(fā)現(xiàn)這位知府有什么事沒有完成，那知府就會被貶職降為知縣。如果到了縣里還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當老百姓為止。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內(nèi)閣首輔、太師、太傅、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贈上柱國，謚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張誠及守舊官僚所攻訐，籍其家;至天啟二年方恢復名譽。著有《張?zhí)兰?、《書?jīng)直解》等。
明王朝經(jīng)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靖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孟腴L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慶云頌》的華麗詞藻，閉著眼睛將朝政托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貪贓枉法。在時任內(nèi)閣首輔的權(quán)力交接中，在徐階的托付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生機。
張居正人物生平
1.直上盡頭竿
嘉靖四年(1525年)，當張居正在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余蔭對他早已不能關(guān)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于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后盡忠報國，并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一年后，參加鄉(xiāng)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但顧璘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對他多加磨礪，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xiāng)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并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后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nèi)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jīng)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鉆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廢丞相，設內(nèi)閣，其職能相當于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nèi)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nèi)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當時的內(nèi)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結(jié)果是夏言為首輔，然后被嚴嵩進讒接著被殺，嚴嵩為內(nèi)閣首輔，張鎮(zhèn)被聽進嚴嵩讒言的遼王所殺。
對于內(nèi)閣斗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fā)言權(quán)。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tǒng)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張居正借口請假養(yǎng)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xiāng)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nóng)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xiāng)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饑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yè)，民苦于兼并。”這一切不禁使他側(cè)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nèi)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jiān)司業(yè)，深謀遠慮的徐階薦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閑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而國子監(jiān)司業(yè)則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打敗高拱后，嘉靖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nèi)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沒有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jié)，直上盡頭竿”。此時，他終于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
2.鞏固國防
入閣以后的張居正并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nèi)則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制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quán)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松。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nèi)閣內(nèi)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斗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后，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nèi)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nèi)閣大權(quán)。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發(fā)生嫌隙。高拱又和權(quán)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太后神經(jīng)，加之馮保扇鬼火，太后以“專政擅權(quán)”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quán)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輔，他們?yōu)殪柟堂魍醭慕y(tǒng)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xiàn)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nèi)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鞏固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nèi)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于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于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后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jù)為己有。于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jié)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并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鑒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云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zhàn)事準備并以其孫要挾，俺答終于被迫妥協(xié)。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xiāng)，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并在沿邊三鎮(zhèn)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mào)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zhuǎn)向國內(nèi)問題。
3.整頓吏治
作為—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
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饑寒交迫，落草為寇。由于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zhì)和關(guān)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并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于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歷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nèi)閣控制六科。對于要辦的事，從內(nèi)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shù)。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xiàn)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fā)布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于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歷四年規(guī)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jù)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于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于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jù)萬歷五年戶部統(tǒng)計全國的錢糧數(shù)目，歲入達435萬余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nèi))250余萬兩之數(shù)，增長了74%(《明通鑒》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jié)余85萬余兩，扭轉(zhuǎn)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歷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jié)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jié)用為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通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jié)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jù)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通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zhàn)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歷二年，北邊“三鎮(zhèn)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余，而所省已百余萬”。還通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shù)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jié)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銖必較，寸步不讓。萬歷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jù)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jīng)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jié)省“一切無益之費”。結(jié)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jié)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nèi)庫供賞，節(jié)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tǒng)治者的奢侈消費現(xiàn)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歷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shù)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jié)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jié)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雇車;父親生日，他吩咐仆人帶著壽禮，騎驢回里祝壽。萬歷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xiāng)調(diào)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fā)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并附信說要為朝廷執(zhí)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于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nèi)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愿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作為一名杰出的理財家，張居正深知只顧節(jié)流尚不足以解決問題。而要徹底改善國家財政狀況，還需要進一步開辟財源，增加收入。
但張居正反對通過“開利源”來理財，因為在他看來，“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shù)，設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較多接觸下層人民，深深懂得安民養(yǎng)民后國富的道理，他指出：“竊聞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呢?當時明王朝的龐大機器都由田賦支撐，而田賦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負擔不均而很難增加。為此，張居正提出懲辦貪污，清理欠賦和清查田畝等三項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畝聲勢浩大。
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jié)果“閩人以為便”。于是在萬歷八年，張居正上疏并獲準在全國陸續(xù)展開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根據(jù)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碾?，悉從實稅。至于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shù)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萬歷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盡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shù)慕嵌瓤?，清丈田畝對于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chuàng)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wěn)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chǎn)，不利于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quán)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當時，不少地區(qū)已在試行適應該地區(qū)的賦役改革方案，如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的“里甲銀”，浙江、廣東的“均平銀”，福建的“綱銀”，還有江南的“十段錦”，以及有些地區(qū)的“一條鞭法”等。
一條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xiāng)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歷五年，山東東阿知縣白棟推行一條鞭法，全縣錢糧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這種做法 觸犯了官紳的利益，他們便制造浮言，戶科部給事中光懋說：“至嘉靖末年，創(chuàng)立條鞭，不分人戶貧富，一例攤派;……然其法在江南猶有稱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東阿知縣白棟行之山東，人心驚惶，欲棄地產(chǎn)以避之。請敕有司，賦仍三等，差由戶丁，并將白棟紀過劣處。”幸虧張居正及時派人前往東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實。于是張居正擬旨答復：“法貴宜民，何分南北?各撫按悉心計議，因地所宜，聽從民便，不許一例強行。白棟照舊策勵供職。”又致書支持白棟的左都御史李世達：“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茍宜之，何分南北。”
張居正認為一條鞭法不僅不應反對，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國普遍推廣。萬歷九年，他終于下令，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xù)，使賦役合一，并出現(xiàn)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后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fā)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nóng)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nóng)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guī)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并不限于一味地為朝廷公室謀利，而且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有時還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萬歷十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zhuǎn)。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shù)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這年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歷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nóng)商并重，并提出“省征發(fā)，以厚農(nóng)而資商;……輕關(guān)市，以厚商而利農(nóng)”的主張。因此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fā)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fā)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fā)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居正于國事日以繼日地奔忙，連十九年未得見面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到期后可以回朝為官。張居正的改革才剛剛進入佳境，要是自己走掉，一大攤子事情就沒人管了，而且回來后要給別人打下手了，所以張居正選擇了唯一的選擇，奪情(指事物太急，絕對不能走，皇帝批準，可以留下)。
萬歷八年，神宗皇帝已年滿18歲了。這個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會不曾意識到張居正威權(quán)震主的壓力，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親操政柄的威風。但是，面對如此廣袤的國土，如此紛繁的政務，要他獨力駕馭，也殊非易事?？傊?，他還得依靠這位“元輔張先生”。
這九年中，張居正力肩重任，勉力支撐，已經(jīng)積勞成疾。他不過才五十多歲的年紀，給人的印象就已經(jīng)是未老先衰之態(tài)：形神疲憊，氣血壅塞，須發(fā)花白，精神委頓……再說，作為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如何不知道故鄉(xiāng)民諺“當家三年狗都嫌”的道理?于是在當年的三月，張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乞休”的請求：“伏望皇上，特出睿斷，親綜萬幾，博簡忠賢，俾參化理，賜臣骸骨生還故鄉(xiāng)。”這話說得無比蒼涼，他不過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平平靜靜地退休，再去看一看荊州的田園美景、重履“樂志園”那竹林曲徑、重歸鐘山堂去溫習“謝家庭樹依然在，為報新枝已滿林”
可是，神宗皇帝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他毫不猶豫地下旨婉言慰留，并恩賜“白金麒繡御膳坐蟒”等貴重器物，以達誠意。這“坐蟒”就是袍服正襟用金絲彩繡蟠蟒圖案，因龍、蛇同源，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貴戚才可著裝，這種恩賜，對張居正不啻是一種極大的褒獎。
兩天后，張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自己“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于淵谷”的苦楚和難處之外，同時還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個善后方案：我此次求去，只是請假休息，并不敢以辭職而“決計長往”;國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喚到我，本人一定“朝聞命而夕就道”，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辭。
這時，張居正的心緒十分復雜：盡管他熱衷于貪戀權(quán)位，而且也希望將自己所開創(chuàng)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對已經(jīng)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長計議，以免“駑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險惡，前途莫測，中途翻車的后果是相當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內(nèi)閣首輔嚴嵩，倒臺之后就不是人過的日子，也就是后來的學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所說：“嚴分宜敗后，乃子世蕃從粵東之雷州戍所私歸，偕其密友羅小華(龍文)游樂于家園，廣募壯士，以衛(wèi)金穴，物情甚駭。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訴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鄭諫臣者，稍為申理，輒羅其詬詈，且有入奏之語。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直以聞之朝，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時，世宗方在齊宮祈長年，見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
沈德符的祖父當時是巡江御史林潤手下的儀郎，所以對這一事件的細節(jié)了解得十分清楚：明世宗的圣旨下達后，林潤星夜出發(fā)，當即統(tǒng)兵趕往南方，要去雷州戍所緝拿嚴世蕃。這時，嚴家還蒙在鼓里，而世蕃之子嚴紹庭尚在錦衣衛(wèi)任職，得到警報之后，即至雷州報信。后來，林潤的追兵還是抓住世蕃父子，“都用叛臣法，與龍文俱死西市”。
伴君如伴虎，張居正知道，這些皇上都是些翻臉不認人的獨裁者，嚴嵩在內(nèi)閣21年，多少年間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著世宗皇帝;即使說他罪大惡極，那也有世宗的一份?？苫噬弦坏J為此人成了絆腳石，先殺掉他的兒、孫，再把年逾耄耋的嚴嵩放歸故里，所以嚴嵩回家不到兩年便郁郁而亡。政壇的兇險到了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謀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
從某種意義上看，張居正這種“乞休”之舉，既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也是一種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辭去，恐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
本來萬歷已經(jīng)同意，但由于李太后要強留張居正等原因，張居正最終留了下來，不辭勞苦地一干又是兩年。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新歷7月9日)，張居正病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謚“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已于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于需要與無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據(jù)傳，一日萬歷讀書，念到“色勃如也”時，誤將“勃”讀成了“背”。突然聽見身邊一聲大吼：“這個字應該讀‘勃’!”居正這一聲大吼，讓萬歷真的有些“勃如”了。而最終讓萬歷恨上張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萬歷年間，張居正當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內(nèi)閣批閱，萬歷年幼，總想給自己找點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張首輔批閱好了的，所有事情照著辦就行。萬歷畢竟十六七歲了，就只有找人玩，找到了身邊的太監(jiān)，太監(jiān)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太監(jiān)喝酒，他也喝酒，不過萬歷喝酒喜歡鬧事。萬歷八年喝醉后找到一個太監(jiān)要他給自己唱歌，但那個太監(jiān)不會唱歌。他鬧的事馬上就傳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給他看了一本書叫《霍光傳》，霍光曾經(jīng)干過一件大事，就是廢過皇帝，意思就是，如果萬歷再不聽話，就把他廢掉。萬歷清楚，現(xiàn)在有能力廢掉自己的，只有張居正，所以由此恨上了張居正。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quán)，是神宗的大權(quán)，這是張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quán)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quán)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quán)，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xiàn)。這是帝王的邏輯。
張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
不久，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鞭尸。家屬餓死的餓死，流放的流放，后萬歷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場。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
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
張居正的改革介紹
明英宗被俘后，在于謙的率領下，另立明景帝，并發(fā)動全國軍民抗戰(zhàn)，終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軍，明朝一度復興。1488年，明孝宗即位。這段時間是明朝政治最為清明的時期，這位皇帝勤勉而不專制，信任大臣，內(nèi)閣權(quán)力大為上升。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致使嚴嵩把持朝綱，政治腐敗，財政出現(xiàn)危機，以致海瑞稱“嘉靖嘉靖，家家皆盡”。
1573年，神宗即位，年號為萬歷。神宗得到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的鼎力輔佐，開始進行改革。內(nèi)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quán)，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整頓官僚機構(gòu)，同時決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尊主權(quán)、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行政效率。另外，改革加強內(nèi)閣職權(quán)，抑制宦官勢力，并整飭學政，禁止講學，查禁私立書院。這一系列的改革鞏固了中央集權(quán)。
經(jīng)濟方面，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nóng)民負擔。軍事方面，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保障邊境安全。萬歷初年呈現(xiàn)出明代中葉以來最好的形勢。
改革雖然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的改良運動，但對去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nóng)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處。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財政收入大為好轉(zhuǎn)。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勢力頑強阻撓，張居正病卒后，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廢止，明朝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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