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演講實錄:我是那頭一定要越過圈欄的野豬
野夫演講實錄:我是那頭一定要越過圈欄的野豬
法國有一個學者寫過一本書,叫做《無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狀態(tài)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所在”,一種是“無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這樣,就是你生活在一個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說你每天從家走向單位,從單位走向菜場,然后從菜場走回你家的廚房。你的一生沿著這樣一個固定的道路,重復著,偶爾有一點點意外。
那還有一種人生呢,叫無所在的狀態(tài)。就是當你踏出家門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個碼頭、車站,甚至每一個大街轉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為踩住了一個少女的裙邊,因為一聲道歉,而產生一場意外的愛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無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這樣走在路上。大家看見我已經50多歲了,還像一個老操哥一樣地活著。
但是過去的我并不是這樣。
我也曾經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過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學、青春,在我們那個年代,我1981年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分到一個單位。每天上班,按照領導的部署每天做著同樣重復的工作。
我是一個山里的孩子,每一個邊鎮(zhèn)小鎮(zhèn)長大的孩子,都對外面的世界有一種向往,都渴望走向遠方的道路。遠方一直是我們心中永恒的誘惑。
而那個時候,我們上完大學又分回了故鄉(xiāng),覺得自己的一生都會埋葬在那個山溝里面,道路對我們構成一種誘惑,也對我們構成一種折磨。
許多年前,民國時期,同樣在武陵山區(qū),另外一個湘西青年,沈從文,他在湘西的一個最大的軍閥手下做文書,那個軍閥叫陳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個部隊里面成長,當官,但是他懷揣著一個遠方的夢,饑寒交迫地來到了北京,開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這樣的故事也激勵著后輩的我們,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個年代,你們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是一個不能自由遷徙的國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遷徙,只有很短的歷史。過去我們的農民進城,甚至十幾年前我們的農民進城,都要必須無數(shù)個證件,才能來到你自己祖國的其他的地方,沒有單位介紹信你是沒辦法走出遠方的。這個國家一切都體制化了,把每一個人,都奴役在它的一個網格之中。
我們要想走向自己的遠方,踏上自己的道路,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1985年來到武漢,不敢自己冒昧地過來,而是拿省作協(xié)的介紹信才過來。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谑泄簿之斄司欤呐挛乙呀涬x開了故鄉(xiāng),走向了遠方,走向了天涯,但是還是在體制之內,而且在體制的核心部門。
警察系統(tǒng)是一個半軍事化單位,下級要服從上級,每天要必須去執(zhí)行任務。去蹲守、去便衣化妝、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審過成百上千的妓女。這樣的人生對我來說,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嗎?
我一直質疑著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決定從此離開這個體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個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寫下了幾千字的辭職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著自己的警官證、肩章、徽章、警號、手槍等等這一切走向辦公室,非常神圣地給我的領導們說,老子不干了。
在那樣一個年代是沒有一個中國人,很少或者說很少有中國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體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規(guī)定的道路。我嘗試著這樣去做了,而且義無反顧。甚至在后來的審查之中,我的局長問我,你真的想好了嗎?你現(xiàn)在要是檢討,要是悔過,要是交代,我們還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棄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鄉(xiāng)。成了一個煙廠的工人。
接下來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說,就是我突然又從警察變成了一個囚徒,而且就在這個附近不遠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當然是被規(guī)定好了的。每天六點鐘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點名,每次點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這就是我的被規(guī)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歡這種被規(guī)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帶來的全是鎖鏈,但我相信我會掙脫它。
1995年我回到人間,那個時候發(fā)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家破人亡了。
武漢是我的傷心城市,我決定離開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個兄弟叫李斯,今天沒有來,他原來說要來的,是中國著名的一個翻譯家,那個時候他也是一個下崗的知識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國所有的農民工開始蜂擁而出打工的時候。
在武昌南站的門口,所有的農民工背著臥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門口排著隊。警察保安不斷地訓斥,不斷地用腳踢那些農民。排好一點隊,不許插隊等等訓斥來自于我的耳邊。我們三個人默默地跟隨著在隊伍之中走,我對我的兄弟李斯說,我從此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我說,我心態(tài)非常平和,這就是我的道路的開始。
我的另外一個來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給我拎了一口鍋來,他非要我?guī)е@口鍋到北京去。我說,我已經有換洗衣服,我不能帶一口鍋去。他擔心我在北京需要買鍋,需要埋鍋造飯。我說我要是帶了這口鍋離開武漢到北京去的話,我一生都會抬不起頭來。這口鍋你必須把它帶回去,否則我就在鐵軌上把它砸碎。因為古人說,破釜沉舟,背水一戰(zhàn)。把鍋砸碎了,這個命押上去了,賭進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終于把他的一口新鍋拎回去了,我沒有帶著。我相信這個世界,我所到之處都有我的鍋。(掌聲)
我懷揣著這樣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開始了我的創(chuàng)業(yè)生活。成了一個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積累,又過上了一個規(guī)范的生活。
居家過日子,生活一天天開始沉悶起來。每天晚上要打電話向全國各地討賬,因為各地的批發(fā)商都欠我的賬。我活到四十多歲的時候,活得像一個黑道人物一樣,而且不惜在電話里面威脅:你欠我的錢再不拿來我一定要找上門去。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終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還是應該踏上我的道路。于是,離婚,把所有的財產放棄,一個人開著一輛破車離開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這幅畫一樣的鐵軌,這是我一個朋友畫的,這個畫家叫孟煌,現(xiàn)在在德國。他的這一組畫的主題就叫“在遠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無所有了。于是我開始寫作,到處行走、訪友、喝酒。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真正地在46歲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歡的生活。
我結交了天下無數(shù)的義人,我們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無聞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維權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種各樣的好事,我結識了這個世界上一批真正懷揣著良知,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們。他們就像當年墨子的子弟一樣的行俠仗義,扶弱抗暴。
這都不是我的虛構,我一直說江湖不死,江湖社會一直留存在我們的心底。這些年來我做過無數(shù)次關于江湖的演講,我們這些喜歡道路的人,喜歡自由的人,從我們自身的生活開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著是暴力,我最喜歡的革命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沒有一種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場社會的革命,我們依舊還會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沒有了,皇室沒有了,但是中國人的奴性到今天為止還一直殘留著。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對體制的一種挑戰(zhàn),一種背叛。我們每一個人活在自己的個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們把真與愛的火種傳遍天下,那這個社會才能夠真正的獲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