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關于孫中山的論文(2)
近代史關于孫中山的論文篇二
《孫中山“遜位”淺見》
[摘 要]孫中山之“遜位”袁世凱，是各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產物，是其時各派勢力集團博弈的結果。但中山先生關注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甚于關注自身政治命運的政治特質，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而且不容忽略的因素。正是這種天下為公的政治特質，中山先生作為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初期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而為兩岸人民所無限景仰和尊崇。
[關鍵詞]孫中山;大總統(tǒng);政治特質
武昌起義后不久，各省紛紛獨立，滿清王朝旋即瓦解土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國創(chuàng)建，海歸的孫中山眾望所孚，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其平生之理想與抱負得以部分實現和即將在全新的政治體制框架下予以實現。但臨時大總統(tǒng)的席位還未坐熱，孫中山先生就將此位謙讓給被世人口誅筆伐的袁世凱同志。個中緣由，的確頗讓人費解、噓唏以至憤憤不平。但這就讓后世的學者或非學者們大有文章可做與有話可說。筆者也湊個熱鬧，對這一寫濫說厭的話題，談談一下個人粗淺的看法。
先從“讓”方說起。是孫中山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或是有意讓賢嗎?其時的孫中山談不上功成名就，要說其功其名，乃是其恰到好處的歸來，暫時平衡了各方各派的利益均勢，避免了一場爭搶總統(tǒng)席位的政治紛爭。既談不上功成名就，當然也就談不上急流勇退。孫中山之后掀起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戰(zhàn)爭就是力證。至于有意讓賢，更是不著邊際。孫中山曾與自己持不同政見的黃興與宋教仁之會內同志尚且一度關系鬧得很僵，甚至劍拔弩張，又豈能“遜位”于時已聲名不佳的袁世凱?其二，多年的亡命天涯，浪跡海外，顛沛流離，奔波呼號，只為實現民主共和的理想與抱負，如今好不容易才有這個施展才華的政治平臺與舞臺，就算為天下蒼生計，豈一個“讓”字了得。再者，即便中山先生視功名如糞土，看富貴如浮云，不戀這總統(tǒng)席位，但會內其他同志不見得有這樣的胸襟與氣度。中山先生可以毫不在乎以前多年亡命江湖的艱辛，但那些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建民國，平均地權”而拋頭顱、灑熱血幸存的和故去的革命同志，又該何去何從呢?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席位，雖不至享受到與日后登基的袁世凱同等規(guī)格的禮遇，遭到全國人民轟轟烈烈的一致的憤怒聲討與強烈反對，但理應受到些許的譴責，至少不無遺憾地表示吧?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上包括黃興在內的不少革命同志，對此是持支持態(tài)度的，至少是對此不表示反對的。落差之大，不得不引人深思，發(fā)人深省。那么是不是南方陣營的分化剝離已到了必須將此寶座拱手相讓。方能維系和保證革命內部的精誠團結呢?愚見以為，于理于情，既無此必然，亦無此必要。將總統(tǒng)寶座讓出，無關團結根本，亦于團結有害無益。如此，只會使原本渙散的組織更加離心離德，因為說雅一點，從此再無堅強的領導核心，說俗一點，樹倒獼猢散。也許，受英法美政治文明浸淫的中山先生對中國根深蒂固的人亡政息的政治傳統(tǒng)缺乏深刻了解與認識，但閱歷豐富的中山先生總該知道人走茶涼的常理呀。那么是不是渾水摸魚的各懷鬼胎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勢力強大頑固到中山先生等人竟將總統(tǒng)席位讓出呢?也不至于。若此，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就值得大大商榷了。
再看“受”方：是袁世凱實力強大到足以震懾孫中山等“讓”出總統(tǒng)席位嗎?誠然，袁世凱集團的實力，不可否認，也不容小覷。袁世凱集團有軍隊，有槍桿子，筆桿子，有外援，還比南方有票子;袁世凱本人雖說被世人語為無學有術，也許其不能作治世之能臣(袁世凱野心也不僅是作臣，這一點與退位就去當鐵道部長的孫中山大異其趣)，但作為亂世之梟雄足矣。翻閱袁世凱的履歷：鎮(zhèn)壓義和團時毫不手軟;戊戌政變時，聞風而倒，毫不猶豫;被貶垂釣賦閑，伺機卷土重來的隱忍;武昌起義后東山再起時精苛的坐地起價，及揮師南下，攻克武漢重鎮(zhèn)漢陽后旋即返京組閣的決斷，以及以后的花樣百出的政治表演，真是好戲連連，精彩不斷。從中可以看出，袁世凱既有馬基雅維利在其政治學名著《君主論》里所說的獅子的雄暴，又有狼與狐貍的隱忍與狡詐。平心而論，較可愛的孫中山先生更具備在亂世政治中生存與發(fā)展的特質。亂世之中更行銷的是狼道，而不是仁道。加上袁世凱麾下也不乏人才與有利的地理優(yōu)勢等，使袁世凱集團與南方革命陣營較量與博弈中，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但綜合考察，南方得風氣之先，且武昌首義，“驅除韃虜”，創(chuàng)建共和，拔得頭籌，擁有重要的話語權，軟實力占優(yōu);剩下的問題，當是如何把袁納入自己的政治軌道或者是如何與其妥協(xié)，但無論是南北相安或南北一統(tǒng)，都不一定非要“讓”出總統(tǒng)席位不可。如果兩者皆不可行，唯有一戰(zhàn)而已。南北之戰(zhàn)，時勢既易，勝負難料。即便戰(zhàn)敗，袁世凱若逆流而行，勢必作繭自縛，自取滅亡。如此，則有“商君雖死，秦法未敗”之意想不到的歷史效果。相反，拱手相讓，又不能對其加以制衡，以致后來竟然帝制自為，搞得民國一派烏煙瘴氣，反而阻滯了中國政治近代化地進程。換句話說，以當時時勢論，投懷送抱雖不失為解決問題癥結的一個辦法，但無論短視或者遠視，它既非唯一的辦法，也并非絕佳的策略。作為“受方”的袁世凱當然也清楚，并非自己勢力強大就可坦然將大總統(tǒng)席位安置于腚下，所以在以武力為后盾的基礎上，不斷地演出歷史的新場面。兩面三刀，南順共和，北逼清帝，制造政變，北京就任等，種種史實說明，“受方”袁世凱對總統(tǒng)席位，不能單憑其勢力而穩(wěn)超勝券。相反，是南方的再三禮讓，虛位以待。
那么，既不是孫中山等心甘情愿的投桃送李，也非袁世凱強大到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果實，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孫中山等再三虛席以待，又是什么原因使袁世凱增強了自信，認為總統(tǒng)席位非我莫屬，終于置之于腚下呢?原因在于一個字：“燙”。因為“燙”孫中山等必須“讓”出，因為“燙”就連有實力的“受方”袁世凱接受也須絞盡腦汁，玩盡花樣。那么，總統(tǒng)席位如此之“燙”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原因是清朝速亡，政局詭變，經濟破敗，社會動蕩，文化斷層，國家與社會處于“破”舊并未“立”新之時，一切都面臨重建與重組，如何在清朝速亡后傳統(tǒng)與近代化的新陳代謝過程中，進行各種重建工作，是一項艱巨的并無模式可仿的歷史重任。這些歷史重任，內部紛爭不斷的南方陣營中的革命黨人及立憲派、舊官僚難以擔當，關心個人權力甚于天下蒼生疾苦的袁世凱之流更無法解決。他們試圖突圍而出嗎?是的。他們都在不懈地探索和努力。包括孫中山、宋教仁，包括立憲派、舊官僚，甚至包括袁世凱及其徒子徒孫。突圍結果如何，歷史是一面鏡子，得失已盡在其中，或噓唏或感嘆或痛恨，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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