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2)
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
有關梁啟超近代史人物論文篇二
《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內容》
摘 要:梁啟超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其新史學思想的內容包括對舊史學的批判和改造,對治史目的的闡述,對歷史發(fā)展因果關系的分析,對史學方法論的探討,等等。他的思想對其后史學的發(fā)展有深遠影響。
關鍵詞:近代文學史;梁啟超;新史學思想
在近代史學史上,梁啟超是中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奠基人。他在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等方面建樹頗多,并開拓了一系列嶄新的史學研究領域,對當時及后世史學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影響?,F(xiàn)就其新史學思想的內容作簡要概述。
一、關于對封建舊史學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運用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觀,對中國封建史學進行了系統(tǒng)批判。他將二十四史怒斥為“二十四姓之家譜”,著重抨擊封建史學的正統(tǒng)觀,揭露封建正統(tǒng)的反動本質,并再三強調:“不掃君統(tǒng)之謬見,而欲之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1]3
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體系,梁氏呼吁必須改造舊史學,進行“史界革命”。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1]7為此,他提出改造舊史學的建議。
第一,要反對舊史的貴族性,反對“帝王中心論”和“正統(tǒng)觀”,把舊史學從為少數(shù)統(tǒng)治階級服務中解脫出來,讓它為國民服務,養(yǎng)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的發(fā)展,[2]28使中華民族對世界有所貢獻。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學范圍。梁氏指出,中國歷代史家試圖把人類知識的全部記錄納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瑣龐雜,而其所記載又不夠詳盡。他認為,當代科學日益發(fā)達,各種學問之間應該有較嚴密的分工,史學應從包容萬象中分離出來,不必“越俎代庖”。但對于歷史領域內的學問,則要“當仁不讓”,這樣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學的進步。
第三,對歷史應該進行“純客觀的研究”。要特別注重“求真”的觀念,摒除主觀偏見。他嚴厲批判舊史家“強史就我”的主觀主義研究態(tài)度,并猛烈譴責他們不“忠實”于客觀歷史。他強調史家必須“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2]31―32這樣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現(xiàn)。他對“求真”的強調,對于克服傳統(tǒng)史學過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獨立意識的弊端,是一種必要的針砭和“矯枉”,對于歷史學作為一門嚴格的、獨立的學科的形成和發(fā)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二、關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認為,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從資產階級史學功用觀出發(fā),認為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于“資鑒”。他指出,現(xiàn)實是歷史的延續(xù),史學研究的是歷史,但其出發(fā)點應該是現(xiàn)實,絕不能離開現(xiàn)實去研究歷史。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系是“源”與“流”的關系,誰也無法將它們割斷,人們正是為了認識現(xiàn)實或滿足現(xiàn)實的某種需要而去研究歷史。他特別強調進行歷史研究要與現(xiàn)實生活聯(lián)系起來,使歷史為當前的社會服務。
梁氏指出,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資鑒”,是與其構設和確立民族國家的社會理想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試圖通過強調史學研究的目的來關心中國應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形成一種怎樣的社會。在他看來,由于舊史學的研究目的過于狹隘,因而日常的史跡和民眾智慧得不到記載和傳承,這不適應歷史發(fā)展的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每一社會個體都有高度發(fā)達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組成社會和求得發(fā)展,而這正是新史學的職志和特征。他認為,近代史學的進步除了客觀的資料整理就是主觀的觀念革新,就是要使歷史與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使每個個體都成為國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三、關于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系
在歷史學研究的早期,梁氏以進化論為史學的理論基礎,認為新舊史學的根本區(qū)別在于新舊史家所持的理論基礎不同。舊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亂”、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huán)論,而新史家則信奉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fā)展的歷史進化論。在他看來,世間萬物都處于一種普遍的進化狀態(tài),所以史家要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來研究歷史,“達到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的目的。歷史就是“敘述人種之發(fā)達與其競爭而已”,“敘述數(shù)千年來各種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shù)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1]11―12這種歷史進化的規(guī)律,他稱之為因果律,并認為明乎此,則可知歷史之真相。
晚年,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變化,梁氏對歷史進化和因果支配的問題提出了新看法,雖仍強調歷史學要“記述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2]1但他同時表示:“說明事實的原因結果,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學之人,多能言之”,然而“茲事未易言也”,因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為復的而非單的,為曲的而非直的,為隔的伏的而非連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難”。同時,尋求這種因果律,歷史研究比自然科學更難,并且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絕對適用于歷史,因為“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歷史進化的制約力分為兩類:心力和物力。前者指支配人類活動的心理意識,包括個人心理、民族心理等;后者則指與前者相對的各種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包括地理作用、文化傳統(tǒng)力量等。他說:“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shù)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2]110―112在認識到因果律的復雜性后,他將其適用范圍作出了明確限定,但仍把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絕對對立起來,并片面強調“心力”和“自由意志”的作用,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境地。
四、關于史學方法論
梁氏十分重視史學方法論的探討,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論著中詳細闡述新史學方法論原則,提出許多新主張,對新史學建立在方法論上給予指導。他認為,要讓史學“立于‘真’的基礎之上”,就必須對“客觀的資料之整理”,以充分的重視,這是“近今史學”之進步的特征之一。[2]19概括地看,梁氏關于史學方法論的主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料的搜集方面。他主張不僅要注意一般人公認的文獻和實物資料,還要開闊視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在“常人向來不認為史料”的東西中“尋覓出可貴之史料”;不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積極史料,還應留心特別史料、具體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極史料;不僅要利用現(xiàn)成史料,還應從各類散見的材料的比照中,搜剔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以及為舊史家故意湮滅和錯亂的史料。為此,他要求治史者“將腦筋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提高發(fā)現(xiàn)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體方法上,他特別強調按研究專題廣泛搜集和積累“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之法,認為:“史料之為物,往往有單舉一事,覺其無足重輕,及匯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同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xiàn)。”“吾儕欲得史料,必須多用此等方法。”[2]63―69
第二,史料的鑒別方面。他作了明確的界定:“正誤辨?zhèn)?,是為鑒別。”他反復闡明對史料的正誤辨?zhèn)?,是極其復雜的工作,必須有嚴謹?shù)膽B(tài)度,精密的方法。從本國來說,要繼承“前清乾嘉諸老嚴格的考證法”。從外國來說,要吸收“近代科學家之歸納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在正誤方面,要做到正確的鑒別,除了正面的考察外,還可以運用反證的方法。反證的材料不足時,又可以運用假說的方法,“以待后來之再審定”。[2]71―73同一歷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時,則要堅持“以最先近者為最可信”的原則。但原則只是大略的標準,“實際上亦未必盡然”。在具體運用原則時,還要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具體考察,特別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識及其所處的地位,以決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謬誤。在辨?zhèn)畏矫妫岢隽髓b別偽書的12條方法和證明真書的6條方法。但他認為偽書中有真事,真書也有偽事。而“偽”與“誤”又有所不同,他把偽事分為7類,并提出了辨別偽事應采取的7種態(tài)度。他強調:“求真”就是要“實事求是”。[2]99只有正確的史料,才能作為思想批判的基礎。梁氏的這些方法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
第三,史料的整理方面。他極力提倡歸納研究法,是從乾嘉學派和西方近代學者那里受到的啟迪。他的史料整理法“純?yōu)榍扒迩沃T老之嚴格的考證法,亦即近代科學家所應用之歸納研究法也”。[2]80首先,他強調史料整理要歸納比較,將同類或有關系的史料網(wǎng)羅起來貫串比較,善于在史料中同中觀異,異中觀同,這樣往往能取得新的理解。其次,他主張史料整理要會同聯(lián)絡,反對顯微鏡式的好一。他強調:“善為史者之馭事實也,橫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與其交光,然后甲事實與乙事實之關系明,而整個的不至于變?yōu)樗榧?amp;rdquo;“縱的方面最注意其來因與其去果,然后前事實與后事實之關系明,而成套的不至變?yōu)閿喾?amp;rdquo;[2]34這種把史實置于整體關系和動態(tài)過程中加以綜合分析的方法,已不是形式邏輯的方法,而是帶有了某些辯證法的因素,從而增強了史料整理的科學性。最后,他還提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即所謂“歷史統(tǒng)計學”,就是運用統(tǒng)計學的原則,拿數(shù)目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跡。這種注重對資料進行數(shù)字處理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定量分析的歸納法。更為值得重視的是,他主張在史料整理中應以進化論為指導,具有顯著的進步意義。
總之,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想雖有其局限,但總的說來是一種進步的史學觀,對其后史學的發(fā)展有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新史學[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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