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倫理的視域中，人性與政治有著內在的關聯性，歸根結底，等差級別和社會秩序的構建，才是其討論人性善惡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討論人性問題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處理‘為政者’與‘民’的關系，進而建立起和諧的社會政治秩序。”因而，以善為道德基礎，先秦儒家政治倫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為政以德，也即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設同政權建設聯系起來，認為道德建設可以帶來政治上的清明和愛，并由此而能實現天下大治。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這就是說，當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養(yǎng)，為政以善，就能贏得百姓歸順，做到國泰民安。孔子還認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產生的社會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擬的。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是說，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雖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卻沒有羞恥之心；而用道德禮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恥之心，又能自覺遵守社會規(guī)范。這是對道德價值的深刻認識。
　　作為人性善的主要旗手，孟子從善出發(fā)，進一步強化了道德和仁善的社會政治功能。他認為，仁善的道德對社會生活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無法達到的。為此，他還特別強調了“善教”的社會作用。他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既然“善教”能得民心，它的政治價值在于“得天下”。因此，他認為，以“善教”去擴充人之“四善端”，以道德教化人民，對于統(tǒng)治階級來說，甚至比軍事攻守、經濟建設更為重要。孟子說：“城廓不完，甲兵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財貨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又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離婁上》)沒有仁善和道德，統(tǒng)治者就無以治理國家。只有把善德與政治相結合，才可望實現“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的局面。所以他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天下定”(《孟子·離婁上》)。這就強調了仁善之德是為政的基本要求和準則。
　　踐行道德現實主義的茍子，則寓“善”于“禮”，主張“仁內禮外”，把禮制作為善政的主要方法和根本保證。茍子認為，善是“禮”的倫理依托，“禮者，人道之極也”(《茍子·禮論》)，因而要“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茍子·性惡》)。正因為“隆禮貴義者其國治”(《茍子·議兵》)，所以，以仁心善德為基礎的“禮”，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茍子·議兵》)又說：“禮之于正國家也，如權衡之于輕重也，如繩墨之于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yǎng)。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茍子·大略》)，因此，“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茍子·性惡》)。那么，“禮”為什么能夠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fā)揮如此重大的作用呢?原因有二：其一，禮的根基在于人心。茍子說：“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之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茍子·大略》)。經典權威也得順人心而變，可見人心堪稱禮的“節(jié)度使”和試金石。其二，禮也扎根于社會生活的沃土之中。禮因能整飭社會秩序，收拾人心歸屬，從而具備生命、人類、社會政治依據的功能。茍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茍子·禮論》)。尤為重要的是，禮義作為“道德之極”(《茍子·勸學》)、 “人倫盡矣”(《茍子·儒效》)的規(guī)范體系，對構成社會良性運作、和諧治理都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所以茍子的寓善于禮，最終還是為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服務的。他特別強調：“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茍子·富國》)。在茍子看來，以善為倫理基礎的禮的目標，就是通過建立分明的等差級別來維護統(tǒng)治秩序，以最終實現一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茍子·王制》)的理想治世與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