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社會現(xiàn)象論文(2)
熱點社會現(xiàn)象論文
熱點社會現(xiàn)象論文篇3
淺談我國傳媒熱點現(xiàn)象的文化研究進路
【摘 要】自傳播學引入中國，本土傳播研究領域在方法論維度上就出現(xiàn)了漸進但清晰的分野，從新聞學質化的、定性分析逐漸走向傳播學經驗的、定量分析的潮流，后者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一直為后起的學術群體趨之若鶩。近年來，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這兩種取向的學術實踐表現(xiàn)出極高的理論闡釋力，厚重的歷史積淀，以及對人的關懷。對當下熱點、焦點的傳媒現(xiàn)象，諸如抗戰(zhàn)劇泛濫、歌唱選秀鋪天蓋地、紙媒衰落等，都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展開學術考察。
【關鍵詞】傳媒熱點 傳播學 文化研究
傳播學傳入我國后，為本土學術領域帶來了新鮮空氣，在方法論上的影響即從質化的定性分析轉向經驗的定量研究。華人學者趙月枝認為：“在當前中國傳播學界中，市場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話語，傳媒經濟學成為熱點，定量方法受到推崇。”①不過，其他傳播研究也在努力生長，以突破美式主流傳播學的遮蔽與壓制。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批判理論，賦予學術研究以厚重的人文關懷和歷史視角，提供了不同于數(shù)據和圖表的知識生產模式，揭示了許多傳媒現(xiàn)象背后的深層次動因。而由英國緣起的文化研究學派，更把我們從單純效果研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學術研究視野更加開闊。
隨著我國大眾媒介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出現(xiàn)紛繁的傳媒現(xiàn)象，引發(fā)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思考，從老生常談的記者職業(yè)倫理、媒介審判到愈演愈烈的抗戰(zhàn)劇泛濫、選秀節(jié)目鋪天蓋地等新的熱點現(xiàn)象層出不窮。筆者認為，這些探討不僅可以從大規(guī)模的社會調查，或批判研究的視角切入，也能從文化研究方法論中尋找到學術進路。
一、抗戰(zhàn)神劇與非理性民族主義
南方周末《“愛國者”的生死論戰(zhàn)》和《砸車者蔡洋生存碎片》兩篇報道，記述了中日釣魚島爭端期間，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情緒導致的暴力行為。報道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施暴者看“抗日劇”的經歷。近年來，一些電視劇打著“主旋律”的旗號，以娛樂化的方式消費歷史，導致“手撕鬼子”等離奇場景的出現(xiàn)，對國難極度不尊重。媒體探訪橫店影視基地發(fā)現(xiàn)一年“殺”七億鬼子，近五十個劇組同時在打鬼子。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劇目無法教會人們正視歷史，反而導致了盲目仇恨。
電視學術圈為此進行了相關研討，有學者認為，抗戰(zhàn)劇是對歷史的商業(yè)置換，歷史作為一種他者的存在，為了適應并不寬松的電視劇審查尺度而進行適者生存的調整，在一條安全的、符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路徑上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還有學者認為，抗戰(zhàn)劇、諜戰(zhàn)劇之所以走紅，還是和植根于民間的紅色文化傳統(tǒng)有關，也與6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密不可分，它是重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主旋律，補充國家政權合法性資源的嘗試。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應從電視暴力的角度加以研究。筆者認為，即使是文化研究，也不排斥實證的、經驗的研究資料，要考察抗戰(zhàn)劇對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還是應該從霍爾的理論出發(fā)，尤其是受眾的解碼方式，認為抗戰(zhàn)劇引發(fā)了觀眾非理性愛國行為的簡單結論應予以民族志方法的檢視。
在文化產品多樣化的今天，主旋律電視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與愛國情懷，這本身就存疑問，不同地域、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性別的受眾在接收同一種信息時都會有自己不同的解碼方式。筆者曾觀察到，一個上海普通退休工人，高中文化程度，在觀看諜戰(zhàn)劇時，津津有味地融入到了緊張激烈的情節(jié)中，但節(jié)目結束后如此評價：“現(xiàn)在(當官的)不是和以前一樣的么?”一個家庭主婦，每晚陪丈夫觀看抗戰(zhàn)劇時，總是會感嘆地下黨員舍生忘死的獻身精神，并為之感動。但節(jié)目結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因為物價上漲，新聞里食品安全問題頻發(fā)，房貸還有十幾年要還，牢騷滿腹，并沒有因這類節(jié)目增加了愛國情懷。
因此，在變量多元化的情況下，導致暴力愛國行為的因素是多樣的，孰為因，孰為果的因果關系也是復雜的，只有通過對受眾日常行為的“深描”，發(fā)掘背后的文化邏輯和其他影響因素，才能理解非理性民族主義的來源。比如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了解多少;以及收入情況等變量。
二、愛“哭”的選秀節(jié)目
在各地衛(wèi)視相繼引進了國外版權的選秀節(jié)目后，電視娛樂版塊成了“中國X聲音”的天下，達人秀、好聲音、夢之聲、天籟之聲等，形式大同小異，雖然其主干部分是唱歌，但選手上場之后的必備動作就是哭，哭訴凄慘的童年、破碎的家庭、離世的親人、糟糕的境遇，明星嘉賓也飆淚以回應?？梢哉f，“哭”的部分成了該類節(jié)目主要的賣點。他/她同時還會談起自己的“夢想”，即通過競爭，在更高舞臺上放歌，靠出名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參賽者在哭的時候，本身已被“演員化”了，以自己無償?shù)臏I水和曝光隱私遭遇為電視媒體無私地提供收視保證，而導致自己遭此境遇的原因已然不重要。選秀節(jié)目把“夢想”簡化為在電視上放歌一曲，一夜成名，與參賽者達成了某種共謀，為其提供成名的機會，同時也為自己贏得豐厚的利潤。
國家正在推進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縱觀這些選秀娛樂節(jié)目，其實只有唱歌和跳舞兩種藝術形式。兩種藝術形式壟斷了電視娛樂節(jié)目，這究竟是文化繁榮還是文化凋敝值得探討。大量瀕臨消失的民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不到應有的傳播渠道，傳承乏力。而作為公共資源的電視頻道則在走向市場化的浪潮中被資本力量所左右，提供單調但利潤可觀的文化娛樂產品，營造了一種虛假的繁榮。
從參賽者哭的行為著手進行符號學意義上的話語分析即是一種可取的研究進路，為什么哭?哭的程度怎樣?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這個故事和怎樣的社會現(xiàn)象有關?背后有什么樣的深層根源?嘉賓、主持人怎樣回應?當事人的敘事話語是否有規(guī)律可循?嘉賓的回應是否也有模式化的痕跡?這些模式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是男性哭的多還是女性多?都可以做深度挖掘。此外，各種另類行為也可以被納入考察范疇，如歇斯底里、搞怪、奇裝異服、偽娘、中性等，這些行為呈現(xiàn)出怎樣的文化意義?普通人在面對聚光燈時如何展現(xiàn)自己?選秀舞臺本身作為一種情境，如何影響參賽者的認知、表現(xiàn)和心理狀態(tài)?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受眾的媒介素養(yǎng)。 三、紙媒衰落真的全是新媒體惹的禍?
在對紙媒衰落的研究文獻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開頭――“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fā)展。”在缺乏經驗研究和相關性分析的情況下，把紙媒的衰落直接歸咎于新媒體本身就被一些國外研究所否定。至少，媒介使用習慣，對新聞的不同需求，甚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才導致了媒介的更替和興衰。②
在逐漸市場化、娛樂化的中國媒介大生態(tài)的影響下，受眾對于傳統(tǒng)嚴肅新聞的興趣在不斷減弱，而以新聞立身的報紙不可能像電視那樣靠娛樂節(jié)目來創(chuàng)收，因此報紙正在失去讀者。從一些國家連年走低的大選投票率可以看出，政治在人們的生活中已經退居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而承載大量嚴肅新聞的報紙隨之一起被人們拋棄也是理所當然的。有人認為，靠新聞專業(yè)主義、翔實的調查性報道、可靠的評論就能挽回讀者，未免一廂情愿，高估了受眾對于新聞的需求與興趣。
結合本土情境來討論，并不鼓勵獨立思考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基礎教育傳統(tǒng)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事不關己寫在人們的臉上，培養(yǎng)嫻熟而迅速的解題技巧是中小學教育的全部。從高考作文題也能看出，教育并沒有鼓勵人們就公共事務發(fā)言的傳統(tǒng)和哲學思考的能力，而是推崇詞藻華麗而空洞無物的描繪。很難期待這樣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受眾會對嚴肅新聞有需求，知識都是從電子屏幕上獲取的，但都是簡潔、動態(tài)的圖片式信息輸入，無法形成有效思考，在閱讀一張報紙時，難免會覺得枯燥無味。
對年輕媒介受眾的焦點訪談或民族志研究會是十分有效的，可以考察除新媒體外許多其他影響紙媒衰落的因素。如閱讀習慣、關心的議題、閑暇時間的使用、零用錢的流向、父母的媒介使用、學校媒介素養(yǎng)教育甚至文理科生的差別都可以納入研究。新媒體僅是影響因素之一。早有前人研究發(fā)現(xiàn)，上網的人也許比不上網的人更多地讀報紙;紙媒的公信力還是大大高于網絡;有良好讀書習慣的人也會有讀報習慣，而從不讀書的人也不會讀報紙。這些因素都否定了媒介更替維度上的技術決定論。
本土學者總會羅列一些新媒體迅猛發(fā)展的數(shù)字，比如廣告收入、移動終端數(shù)量、社交媒體用戶等。相反則是紙媒廣告縮水，發(fā)行量下降，印刷廠倒閉的消息。將兩個現(xiàn)象置于一起，的確很有對比效果，卻很難得出A直接導致B的結論。我們反對去歷史化、去語境化的表面推理，呼喚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關照，如莫利式的家庭收視行為的刻畫，或許我們會發(fā)現(xiàn)A導致了C，而C才是導致B的原因。
結語
我國本土傳媒熱點現(xiàn)象還有很多，全球化時代的本土傳播不僅從實踐上也從學術上與外界發(fā)生了勾連。但飄洋過海的“西學”是建立在其意識形態(tài)和傳媒實踐土壤上的，以自由民主為前提的媒介研究假定了平等自由的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就是唯一奉為真理的學術，與之相對應的方法論即為定量的、實證的經驗研究。而中國的媒介生態(tài)從“喉舌論”到“事業(yè)管理，企業(yè)經營”，再到集團化、資本化運營，經歷了非常大的體制變動。如果全盤接受美式主流傳播研究的學術意識形態(tài)，無人再會關心公共利益，民眾的傳播權利，文化自主性和多元化等問題，而紛紛進入效果和行政研究的彀中，淪為毫無學科主體性和學術公共性的利益工具。
因此，必須呼喚多樣化的傳播研究方法與視角，特別是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批判理論的新繼承者崛起之時，作為傳播研究的另一重要流派的文化研究也應站出來，提供關于中國大眾文化、受眾解碼、家庭收視行為、新媒體和媒介生態(tài)的理論闡釋，這對于豐富中國的傳播理論與實踐，更好地理解中國傳媒現(xiàn)象，都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①趙月枝、呂新雨，《中國的現(xiàn)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傳播與社會學刊》，2 010(12)
②Richard van der Wurff(2011)： Are News Media Substitutes?Gratifications， Contents，and Us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24：3，139-157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