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政治論文2200字(2)
法律政治論文2200字篇二
法律成本與法律信仰
「摘要」法治狀態(tài)的達致少不了公民的法律意識的培養(yǎng)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信仰的形成與否與法律成本的高低有著密切的 聯(lián)系，是人們對法律成本進行權衡后所作出的價值選擇。
「關鍵詞」法治，法律成本，法律信仰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下的法治語境中，許多學者認識到僅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規(guī)范、輔以一套健全的法律運行機制，再由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貫徹推行，并不可能達致真正的法治狀態(tài)。對于法律信仰是達至法治之境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1]在理念上，這些學者提出了“法律信仰是基于 社會主體對社會生活的公平正義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認識和情感體驗的產(chǎn)物，是長期的人類法律 實踐 經(jīng)驗的積累和理性思維活動的結晶，是人類把握社會法律現(xiàn)象的特殊方式，是社會法 文化系統(tǒng)中各種主觀因素的有機整合和高度提煉。它是根源于人類對人性和社會生活的科學分析和理性選擇，進而所形成的對社會法的現(xiàn)象的信任感和依歸感，以及對法的現(xiàn)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為法而獻身的崇高境界。”[2]然而對此問題僅有理念上的認識對于法治而言顯然是不夠的，于是進一步的思考隨之而來。一些學者把法律信仰放在一個更大的場景-民族國家中進行描述，認為“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實即對民族國家的忠誠，也就是對該民族國家的文明/文化的歸依”。[3]另外還有學者則從實踐的角度對“法律如何信仰”、“法律怎樣被信仰”提出了追問。[4]
這些理念的提出，無疑起到了進一步豐富、充實和完善法治理論的作用。然而，這些學者在論述自己的理論的時候，要么過于“迷信市場 經(jīng)濟和民主 政治的神奇魔力”，認為“市場經(jīng)濟的抉擇必然導致民族精神的價值取向由道德本位向法治本位轉變，即法律信仰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導性選擇。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必然會促成人們對法律的運用、尊重和信仰”;要么“過分夸大法制宣傳 教育的重大作用”，認為“通過自上而下的法制宣傳教育，進行法律知識的普及，法治意識的啟蒙”，就能培養(yǎng)起法律信仰;要么在“邏輯推理和論證上存在不少問題”，犯了“循環(huán)論證”、“自相矛盾”、“同義論證”等錯誤。[5]再者，筆者認為，這些學者在論述法律信仰的時候，常常采取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考方法，把法律信仰僅僅放在精神的層面來展開敘述。這種論證方法的一個缺點在于其脫離了社會實際，從而可能會造成理論遭遇實踐時無語的結果。筆者并不是一概反對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形而上學”，康德就曾認為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自然趨向，“世界上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形而上學，不僅如此，每個人尤其是每個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學”[6].然而筆者還是堅持認為，一種理論思考如果在現(xiàn)實和經(jīng)驗中完全無法實現(xiàn)，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毫無幫助和毫無益處，那么，“理論反對實踐”(龍宗智：《理論反對實踐》，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這里僅借用其字面含義)的結果必然是理論在實踐中敗北。
這里的爭論讓筆者想起自己在大學畢業(yè)時對 論文《從守法到用法-公民與法治進程》進行答辯時遇到的問題。一個老師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在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社會上還屢屢發(fā)生有法不依的事。為什么許多人在權利被侵犯時的第一個念頭常常并不是想到要到法院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有的往往甚至通過“私了”等手段去“擺平”。筆者當時思考的是法律成本高昂和司法腐敗的問題，而那位老師則認為根本問題在于公民法律信仰的缺乏。當時筆者就存下了一個疑問?，F(xiàn)在想來，其時筆者跟那位老師的看法之間并非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可以“通約”的。筆者在此文中將要論述的是，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法律成本的高低是影響法律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這里所要進行的所謂法律信仰的經(jīng)濟分析，采取的是一種最寬泛和最粗淺意義上的概念。其原因固然有筆者對經(jīng)濟學沒有太深的涉入的緣故。然而根本的原因卻不在于此。筆者一直認為，法治是一項全社會的事業(yè)，而不只是某些人或某一類人的事業(yè)，因此，為建成法治社會而討論法律信仰，其主體自然應該是包括普通民眾在內(nèi)的所有公民。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如果把很專業(yè)的經(jīng)濟學或經(jīng)濟分析 法學原理拿來放在這些普通民眾面前，自然是很少有人會感興趣和能看懂的。再者，就如同筆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所認為的，“盡管在理論上而言經(jīng)濟分析法學煞為復雜，可是在實踐中卻變得極為簡單和現(xiàn)實。假若打一件訴訟標的為五萬元的官司，卻要花費十萬元的訴訟成本，相信絕大部分公民對此不難做出抉擇”。[7]本文中，筆者將從分析法律信仰的應然與實然的概念入手，論述的關系，進而對其在法治進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界定。
二、法律信仰的應然與實然
信仰，其原本的含義是指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8]它強調(diào)的是人所持抱的一種極度虔誠的態(tài)度或信念，并用之指導自己的實際行動的一種精神境界。跟信仰一詞聯(lián)系最為緊密的事物，當屬宗教無疑。人們常常把“宗教般的虔誠”看作是某項事業(yè)成功的條件之一。[9]由此可以看出，原初意義上的信仰，是僅在人的精神層面上來指稱的。它不涉及信仰的物質基礎，不對信仰所將付出的代價進行考察。這種精神境界的極致就是信仰者對其信奉的事業(yè)產(chǎn)生一種神圣感、莊嚴感、使命感和歸屬感，并愿意甚至樂于為了該事業(yè)而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直至生命。這即是理想中的信仰，或者說是信仰的應然狀態(tài)。
作為信仰的一種，法律信仰是人的信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甚至主要不是指對現(xiàn)行法律規(guī)范的信仰，而在更深層次上意味著對法律在整個社會的有效運行的信賴，對法治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對法治狀態(tài)下的符合社會正義、公平、理性和秩序的行為的 心理認同和自愿遵從。在心理結構上，法律信仰具有下列構成要素：法律知識、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其中一定的科學的法律知識是法律信仰形成的知識基礎，主體對法律的依戀感、信任感和崇敬感是法律信仰的情感基礎，而維護法律尊嚴，勇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堅決斗爭則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礎。[10]這些敘述同樣是側重從純精神層面上對法律信仰的應然狀態(tài)進行界定的，也即“就法律信仰而談法律信仰”。
然而，任何理想中的事物一旦放置到現(xiàn)實當中，都難免會發(fā)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法律信仰同樣如此。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法學家的法律信仰與普通民眾的法律信仰是否能夠完全一致?或者說法學家心鏡中的法律信仰圖景與普通民眾心鏡中的法律信仰圖景能否吻合?[11]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話題。再者，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法律信仰總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里面，對具體的人而言的，換言之，法律信仰應該植根于具體的現(xiàn)實生活當中，是具體時空中的具體的人的法律信仰。所以，理論描述中的一概而論的應然的法律信仰狀態(tài)，在現(xiàn)實中可能很難找到與之一一對應和完全匹配的恰當圖景。一種相當精彩甚至是相當縝密的理論建構，在現(xiàn)實中完全可能產(chǎn)生一敗涂地的不良效果。因此，我們還需要追問的是誰的法律信仰，在什么條件下產(chǎn)生的法律信仰?其中前一個問題即法律信仰的主體問題，后一個問題則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條件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實然狀態(tài)的法律信仰，應該在這么一個框架內(nèi)進行討論，即什么人在什么條件下的法律信仰。我們堅持從普通民眾的角度，在具體的語境即當下中國的法治話語中來討論法律信仰。
三、法律成本的高低與法律信仰的生成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世紀的人文主義運動，使上帝(神)的威信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啟蒙思想家們不遺余力地對神權和專制進行了攻擊，提出了與神權、專制相對立的民主、人權和法治的主張。[12]于是，“法律至上”就成了“上帝死后”的一劑救世良方。然而，經(jīng)歷了思想啟蒙和人文主義運動的震蕩，法律信仰雖然還是信仰體系中的重要的一種，卻已經(jīng)與對神的信仰有了很大的區(qū)別，即法律信仰當中表現(xiàn)出來的理性主義傾向。特別是當人們意識到原先認為的“法律萬能”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時，那種對法律的狂熱追求和盲目依賴也漸漸冷卻，進而慢慢轉變?yōu)橐环N理性的權衡，一種比較之后的選擇。因此，無論是“有法必依”還是“有法不依”，無論對法律是信，還是不信，其所“反映的都是對法律的奉違的成本算計后的選擇”。[13]
也即是說，法律信仰是一個與法律成本息息相關的問題。法律信仰固然在 心理結構上要求具有法律知識、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等構成要素，然而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正如掌握了法律知識的人并不一定必然遵守法律，反而可能成為高智商犯罪的主體一樣。對法律知識了如指掌，對法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可能會遭遇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結果。有的甚至在掌握了法律這種知識資源(其同時也是一種權力資源)之后惡意的加以利用或規(guī)避，從而非但沒有成為法律的信徒，反而成為了法律的叛徒。另外，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也不是無條件的東西，如果對法律的信仰只能換來自己的身陷囹圄甚或是性命不保，試問還有幾多人會對法律產(chǎn)生好的情感，誰又能始終如一地堅守法律意志那一小塊領地。雖然歷史上不乏有蘇格拉底那樣的舍生取義-把法律信仰進行到底的人，可是那樣的圣哲在歷史上又有幾人。更何況在筆者看來，這個事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在法治語境缺失的情況下，法律信仰者必將會為其信仰行為付出超常的代價，這是法律信仰者的悲哀，是一種非常態(tài)的結果。如果常此以往，已有的法律信仰必然會慢慢喪失，而未形成的法律信仰也更加難以形成。當然，在法治已經(jīng)逐漸成為國家和 社會(官方和民間)所普遍認同和遵從的一種治理模式的時候，上述的動輒為法律信仰殉葬的事例已屬罕見。當然這并不是說明法律信仰就已經(jīng)普遍形成了，需知有時“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某種對抗，而是某種規(guī)避或沉默”。[14]人們對法律的態(tài)度可以一種溫和的甚至是溫情脈脈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其最明顯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法律規(guī)避行為。用 經(jīng)濟學上的話來說，現(xiàn)代社會的人都是理性的“經(jīng)濟人”，每個人在做出行為之前都要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番利益權衡和成本計算。首先法律必須能夠給予自己利益，不能給自己利益的法律當然不可能得到主體的認同和選擇。在此前提之下，就得看法律運作的成本了。如果運用法律來謀取某項利益的成本超過甚至等同于該利益，都必將影響人們對法律的忠誠與信仰。因為在此情況下，運用法律的結果將會造成主體的虧損，于是法律便會成為鏡中之花和水中之月，成為人們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這時主體將會舍法律而代之以其他手段去“擺平”。于是，有法不依的局面出現(xiàn)了，社會上的私下報復的行為出現(xiàn)了?？傊?，法律所能帶來的利益大小將直接決定了人們對法律是否信仰以及信仰程度的大小。法律所能給人們帶來的利益與法律成本之差越大，法律就越能被信仰和使用，反之，如果法律給人們的利益趨于零或負值，那么有法不依的現(xiàn)象將會越來越多，法律信仰危機也由此產(chǎn)生，法律被人們規(guī)避或拋棄也必將成為常有之事。因此，法律的運作成本越低，其所能夠給人們帶來的利益越大，法律信仰就越具有了現(xiàn)實的物質基礎。
四、余論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法律成本是影響法律信仰的一個重要(在筆者看來是最重要的)因素的結論。這就提示我們，在進行理論建構的時候，不應該脫離實際而空談所謂的法律信仰問題。在這里可能偶爾會出現(xiàn)一兩個為了一角或幾角錢而訴諸法律解決的，于是或許會給反對的人提供了反駁的素材。然而，只要我們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類似案件加以具體考察而不是籠統(tǒng)地以“曾經(jīng)發(fā)生過”作為反駁的理由的話，那么我們會發(fā)現(xiàn)，將幾角錢的糾紛訴諸法律途徑解決的，其主體幾乎都不是普通民眾，其中最多的是法律人，準確地說更多的是律師。而他們將此類事件訴諸法律的目的，也幾乎不可能是為了那幾角錢本身，而更多的是期冀通過此類小額訴訟，來達到擴大自己的影響，宣傳自己的目的。其實，這何嘗不是在對法律的成本與收益之間進行了綜合權衡之后所作出的一種理性選擇-只是投入的成本與產(chǎn)出的收益不在同一訴訟當中表現(xiàn)出來而已，其付出法律成本所期待的是一種可預期的利益。
退一步說，即使是普通民眾為了“爭一口氣”而將幾角錢訴諸法律途徑解決的，其實也是一種對法律成本進行衡量后的理性選擇。如果我們進一步放寬視界，那么法律成本中何嘗不可以有法律心理成本的成份。當然，這已經(jīng)超出了本文的論述框架和本文中對法律成本的界定，是一個可以另行撰文論述的題目。
主要參考文獻：
1、許章潤主編：《法律信仰-中國語境及其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2、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3、謝暉：《法律的意義與追問-詮釋學視野中的法 哲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4、蘇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5、許章潤：《活法 說法 立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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