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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度重視戰(zhàn)爭武器的更新與發(fā)明對戰(zhàn)爭雙方的決定性作用

　　楊昌濟認識到，隨著各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新式戰(zhàn)爭武器的發(fā)明與使用，日益成為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他也非常注意搜集這方面的情報，并隨時記入日記：“德軍現有四十三生的炮，為以前所末聞，想系開戰(zhàn)前臨時制造者。……現各國要塞，大概能抵拒二十七八生的之攻城炮。德軍中三十二生的之克虜式榴彈炮所蓄甚多，至四十二生的則至多不過五門，此種大口徑炮發(fā)彈之距離現尚不悉，然三十生的炮已能命中一萬三千密達之遠隊離;以此類推，可以得其近似矣。”在日記中還記有：夜戰(zhàn)炮、擊飛艇炮、攻城炮、戰(zhàn)艦、潛水艇、長船、飛機、化學武器、毒氣彈、大型聚光鏡、紅外線等等。并預言這些武器在戰(zhàn)爭中將起到決定的作用，據戰(zhàn)后統(tǒng)計分析資料表明，一戰(zhàn)期間，以飛機、坦克、遠程大炮等新式武器給戰(zhàn)爭雙方帶來了巨大的殺傷，如在具有決定性的會戰(zhàn)――索松姆河會戰(zhàn)中，英法聯(lián)軍首次使用MK I型坦克給德國軍隊造成極度的恐慌，防御陣線頃刻之間土崩瓦解，成為決定戰(zhàn)爭雙方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唯物主義 的角度來看，戰(zhàn)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心的相背和交戰(zhàn)雙方綜合力量的較量，楊昌濟雖然不是唯物主義者，但戰(zhàn)爭的結果也證實了楊昌濟的分析和預言。

　　3，認為戰(zhàn)爭勝負還取決于交戰(zhàn)國雙方經濟實力和軍費開支

　　戰(zhàn)爭作為政治集團、國家之間的矛盾最高的斗爭表現形式，其勝負不僅取決于戰(zhàn)爭雙方武器的優(yōu)劣，還取決于雙方的經濟實力和軍費開支的預算水平，而經濟實力是各國進行與支撐戰(zhàn)爭的物質基礎，關于這一點，楊昌濟也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他分析了近代歐洲自拿破侖戰(zhàn)爭以來，各國歷次戰(zhàn)爭的軍費開支情況，估計：“當此開戰(zhàn)之初，至少每日必需一億(萬)元以上。據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李薩氏之所計算，則謂德國一年間戰(zhàn)費約需六十五億馬克，平均每日約需一千八百萬馬克;而開戰(zhàn)之初約六周間所需之費最巨，約需二十四億五千萬馬克，平均每日約需五千八百萬馬克，約合日金二千萬元。”他還列表統(tǒng)計了各國的軍費開支與交戰(zhàn)雙方的財政狀況，最后得出，協(xié)約國的經濟實力總體上要大于同盟國的經濟實力，因德國是后期資本主義新興國家，戰(zhàn)爭剛開始德國雖能支撐龐大的軍費預算，但從長遠來看，對德國來說，是不利的，因此德國必須要采用速決戰(zhàn)才是明智的選擇，而速決戰(zhàn)的破產則意味著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的失敗。

　　另外，楊昌濟對歐洲的地理形勢，海洋、陸地、山川要塞的攻防特點，以及各國參戰(zhàn)的原因，也注重研究。他引述旅英某君之函云：“各國戰(zhàn)爭之主因，言除法國為復仇，比國為拒敵之應兵外，如德如奧如俄如塞爾維亞蒙的內哥，皆因欲爭一?？?，德欲由法境出海比境出海，奧俄亦為黑海之門相競，塞爾維亞蒙的內哥則注目于奧領之巴斯尼西省，欲于此地求得一出海良港。”他對各國的作戰(zhàn)特點也作了一些分析，如指出：“吾人前日以為英德如有戰(zhàn)事，必先在海上決一雌雄，乃現在二國皆匿其海軍艦隊不用，蓋有魚雷而巨艦大炮不足恃也。吾人前日以為英國陸軍不過十二萬人，今已出兵二十萬人，為聯(lián)軍之主力，此二事者皆變格也。”嘆指出：“德軍戰(zhàn)法最有顯著之二特色，集中攻擊與側面包圍是也。”他認為，在參戰(zhàn)各國爭取盟國的外交斗爭中，我國“戰(zhàn)國縱橫家之所言，也適用于今日矣。”他對日本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交戰(zhàn)情況，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針對列強爭霸，弱肉強食，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正在千方百計地侵略、掠奪、兼并世界弱小的國家與民族的情形，他號召全體國民高揚愛國主義，與民族敵人血戰(zhàn)到底，雖死尤榮。

　　楊昌濟，作為一個文弱的師范學校的教書先生，能夠在萬里之外，如此高度自覺地關心世界戰(zhàn)爭的形勢，在開戰(zhàn)的幾個月內，就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搜集了有關戰(zhàn)爭的各種資料，并進行如此周密詳細的分析，雖沒有形成獨立理論體系，這完全是出于對祖國安全存亡的高度關心，正如他平時對學生所教導的：“日日看報，則心目中時時有一種社會國家之觀念，而憂世愛國之心自愈積而愈厚”，并可積累各種知識，“積累久之則深明世故，可以應無窮之變”有其師必有其徒，他的學生毛澤東就是一位憂國憂民、富有才華、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的佼佼者，這絕不是歷史的偶然。

　　毛澤東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早在少年時代，他就熟讀《三國演義》、《水滸傳)、《世界英雄豪杰傳》等書，對古今中外英雄人物的戰(zhàn)爭業(yè)績、戰(zhàn)略戰(zhàn)術很感興趣。他在一師讀書時說過：“吾人攬史時，恒贊嘆戰(zhàn)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tài)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軍事問題始終是他學習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之一。在《講堂錄》中就記載了大量楊昌濟等老師講課中所涉及的軍事思想的條目，如：“兩軍交綏，安者服矣，驕則必敗。”“矛殺人，盾避敵，備當所用。此謂器使人。”“夫兵者，國之衛(wèi)也，非強悍有力者不勝其任，有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國士人既甚弱矣，則兵出于召募，而無賴鮮識之徒充其選，驅之臨戰(zhàn)，不待交而先潰，歷年國受巨創(chuàng)者以此。”“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尚已。”“孫武子以兵為不得已，以久戰(zhàn)多殺非理，以赫赫之功為恥，豈徒談兵之祖，抑庶幾立言君子矣。”“《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百戰(zhàn)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蘇詢淪曰，按言以責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釁乘，縱鞭墓而荊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則吳劣子孫，用兵則孫劣于吳，矧祖其余論故智者乎?”“兼弱攻昧，取敵侮亡，天之道也。”“荊川文武全才，弓馬擅長。”“殺人以生人。”等等。

　　僅僅是一本《講堂錄》的上課筆記，就記下了這么多有關古代軍事知識的條目，涉及的軍事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曹操、孫權、諸葛亮、孫武、吳起、管仲、商鞍、漢光武帝、張良、王導、謝安、陶侃等，還有外國的大軍事家凱撒、拿破侖。對這每一條記錄，授課的楊昌濟、袁仲謙老師，還要詳細講解。我們不難看到它所涉及的廣闊知識層面。何況這還遠不能包括毛澤東自己從古今中外歷史書籍中，對軍事問題的廣博而深刻的研究。正因為毛澤東在楊昌濟的直接影響之下，受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熏陶，因而在他于1917年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友會總務期間，在組織學生自愿軍軍訓時，就初步表現了軍事組織和指揮才能。當時南北軍閥在湖南交戰(zhàn)，毛澤東曾指揮學生軍、用木槍繳了北洋潰軍3000多人的武裝。后來學校師生稱贊他“通身是膽”，還有人為他取了個外號叫“毛奇”(德國著名軍事家)。

　　青年毛澤東對中國傳統(tǒng)軍事思想深刻研究的“預備功夫”，對未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20世紀30年代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對毛澤東的批判中得到佐證。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指責毛澤東“把古時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zhàn)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zhàn)略，更有好些好博覽的同志，拿半世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他們還強調：“這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孫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讓我們的敵人――蔣介石專有。”這正好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在楊昌濟直接教誨之下并對包括曾國藩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軍事思想的批判繼承與改造發(fā)展和超越。在這過程中，既有毛澤東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又與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湖湘文化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從王船山-曾國藩-楊昌濟-毛澤東。如同汪澍白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同志的確從中國古代兵書、史書以及諸子書小說書中攝取過豐富的軍事思想和經驗材料，用來制定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和策略。”這一點卻非言過其實。

　　參考文獻：

　　[1]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

　　[3]楊昌濟，楊昌濟文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4]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楊昌濟，達化齋日記[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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